饲料采购：如何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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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粮食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价格信号对所有的人（包括生产者、消费者、营销企业和宏观政策决策者）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上，由于存在着多重价格体系，从而使得价格在指示市场发展变化方面的信号作用变得更为模糊，使得价格信号的解译变得更为复杂。
从宏观决策的角度，首先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弄清：
第一，对农民生产者的生产决策起主要制约作用的是哪一个价格？
第二，农民生产者对这个价格的反应强度如何？
第三，这个价格在反映供求关系变化方面的可靠程度如何？
1、1自由市场价格的制导性
农民生产者所面对着的粮食价格信号主要有：
（1）定购价格，即通常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指令性国家定购粮食的价格；
（2）自由市场价格，这里是指由供求双方所自由议定的价格，包括集市价格和议购价格。
（3）上述二者之差，即所谓的“差价款”，其尽管不是价格而只是一个价格差，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是一个制约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直接因素。
实践说明，对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起直接制约作用的是自由市场价格；定购价格的高低和差价款的大小不起直接作用。
定购的的部分约占13%左右。其指令性特征决定了其弹性也很小，也是农民所必保的数量。许多人抱有这样的看法：定购价格的高低、差价款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是：定购价格和差价款的高低，只对农民完成定购任务的积极性起制约作用，而并不一定影响农民进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只要不是完全的国家垄断，只要允许自由交易存在（哪怕只是季节性的），定购价格与差价款的高低就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没有直接影响。有一种意见认为，双轨制下自由市场价格与定购价格之差（即差价款）具有一种对粮食生产的逆向调节作用，即差价越大，相当于农民向国家的纳税越高，使农民越感到吃亏，从而种粮的积极性就越受到挫伤。这也是不正确的。差价款尽管在本质上相当于一种税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生产者对消费者的补贴），但却没有所谓的逆向调节作用。定购价格和差价款所作用的仅仅是农民所生产的部分产品（全国平均约13%，最高的地方不到25%）而非全部产品！换言之，定购价格与差价款均对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边际收入毫无影响，从而对农民从事粮食生产者的规模（积极性）无影响。
在收获季节，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在一段时间内（1——3个月）关闭自由市场。这也不影响自由市场价格的制导作用。因为粮食的耐储藏性和并不高的储藏费用，使得农民总可以做到将其剩余产品保留到自由市场再度开放的季节。
当然，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价格信号，除了粮食本身的自由市场价格之外，农业投入品的价格，其他相关农产品的价格（种粮的机会成本）也同样是重要的。这里指出两点：第一，影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归根到底，不是价格而是净产值，是种粮所能获得的净产值与从事其他可行经济活动所能获得的净产值的比较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净产值的比较，均是在边际的意义上进行的。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比方说某户农民有5亩耕地。其中的3亩不得不拿出来种粮食和蔬菜等，以满足自用需要和定购任务的要求。只有对余下的2亩地，他才有选择种植的余地。他可以选择种粮，也可以选择种别的作物如棉花。如何选择呢？他一般会算一下，如果种粮的话，那么按市价（或议购价格），这2亩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值多少钱，扣除各项费用后，会净收入多少（即净产值为多少），然后对种植棉花做出类似的净产值计算（棉花没有自由交易，故按牌价计算），并与种粮相比较，选择净产值高的项目，从而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程度的净收入。
1．2农民对价格的反应强度
当粮食价格（指自由市场价格，下同）发生变动时，农民对之进行反应的可能途径是调整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在我国的条件下，劳动的投入一般不构成限制性因素。因此，制约我国粮食供给变化的主要是土地与资本的投入。
在土地的投入方面，农民调整粮食生产回旋余地是较小的。
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第一，土地的后备资源有限，从而耕地总面积扩展的可能很小；第二，粮食种植占现有耕地面积的比例很大，在3/4以上；这使得通过减少其他作物种植面积来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粮食种植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也不大，粮食的耐储藏、生活必需性决定了绝大部分农民的种植重点是粮食，而不会以很大的规模去生产蔬菜、瓜果、棉麻等不耐储藏、市场有限并且风险大的产品。
资本的投入，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速效性投入，主要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另一类是长效性投入，包括土地的改良和水利设施的建设等。在速效性投入中，种子与农药投入的多少，基本上不受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化肥投入对粮食价格变化虽有一定的瓜，但也不是很显著。至于长效性投入，则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在现阶段的情况下，农民生产者的短期行为性很强，而对具有长期性收益的土地基本建设投资，缺乏积极性。
农民生产者对粮食价格变化所能做出的反应范围是相当小的，换言这，粮食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生产量年变化率，不大会超过3——5%的幅度，这意味着，价格变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并不比气候条件的变化所造成的作用效果大。粮食生产的这一价格反应特点值得实出强调，因为其既不同于工业品的生产，也不同于所有其他大田作物的生产。如图1


图1 我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
1．3
对于宏观决策者来说，如何根据自由市场价格的变化来正确地、准确地判断供求数量对经关系的变化，是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在中国的经济、技术与生产条件下，自由市场价格具一种内大的高录敏性。这种高灵敏性使其在反映市场总的供求关系的发展变化时，有一种放大和夸大的作用，从而很易使人们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产生出一种过分强烈的错觉，并做出过度的政策性反应。
这种高灵敏性是指：供给数量一个不大的变化幅度就会引起一个相当大的价格变化幅度。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又有两个方面的特殊原因。第一，中国的自由市场是一个剩余市场：农民们拿到这个市场上来交易的粮食，是除掉了自用和国家定购部分的剩余部分。当产量发生变化时，自用和定购部分一般并不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剩下的部分即可投入自由市场的部分。这部分占总产量的比例全国平均约为17%左右（包括集市和议购贸易量）。这意味着，当生产总量发生了2——5%的变化时，自由市场上供给的量的变化幅度则可高达12——30%。由于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所以，市场价格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假如粮食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0.5，则自由市场价格将发生24——60%的变化）。第二，我国粮食的供给极为分散：2.15亿个农户中，至少有2亿农户从事粮食生产，而生产规模和市场供给规模很小，平均每个农户每年可提供自由交易的粮食不过约350公斤。在这样的供给结构下，即使生产量没有发生改变，而每个农户少投入市场100公斤粮，则相当于减少30%的供给，从而也会引起价格的大幅度变化。在较长时间内多储存100公斤粮食，对每个农户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加之农民在市场行为方面又有很高的同一性。因此，农民在粮食储备倾向方面的一个不大的变化，也会引起自由市场价格的剧烈变动。
在实践中，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效果是互相迭加的，并且很可能在同一方向迭加，从而强化波动趋势。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一二年减产，则农民可能采取观望价格上涨的态度，不肯轻易出售产品，从而加剧价格上涨的幅度；反之，当连年丰收时，农民便会竞相出售粮食，使市场价格进一步降低。
由于粮食生产受气候条件和其他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年际之间产量增减变化幅度大于2——5%是非常常现的现象。所以，我国自由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存在着一种很强的潜在的不稳定趋势。
二、中国粮食价格分析与比较
2．1判断中国粮食价格高低的标准
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合理的价格？具体地说，农产品或者粮食价格多高才算合理？这是一个规范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并非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同一个价格水平，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同、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处的条件和背景不同等等，所采用的标准也就可能非常不同，从而可以得出很不相同的判断。
归纳起来，人们所采用的判定价格高低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成本标准、价格标准、供求标准、收入标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以及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力等等。
1．成本标准
在理论原则上，农产品的价格水平至少应达到足以弥补其生产成本的高度。在实际操作上，这是一个并不十分确定的标准。这是因为农产品成本的区际差异极大，不同农户的成本也可以相差很大，并且在成本项目中有一些很难计算，如地租、劳动报酬等等。不过，在实践中，尽管成本的绝对高低不是一个标准，其相对变动经常是调整政策价格的一个重要参数。例如，当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发生大幅度的变化时，人们便以此为据要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此外，成本标准还可以扩展到机会成本标准。在劳动力有剩余的情况下，土地的机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使农民对种粮食和种棉花保持同样的积极性，就必须考虑使得两种生产项目能给农民带来大致相等的单位面积纯收入。在土地有剩余而劳力不足的情况下，就必须使得两种生产项目能给农民带来大致相等的劳动日纯收入。
2．价值标准
农产品的价格应反映出生产该农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提出的判定标准。
3．供求标准（市场均衡标准）
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应是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均衡价格是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需求者的消费欲望与购买力的综合表现。运用不着种标准须对时间跨度的长短加以细分：是即期的即某一时刻的均衡价格，还是长期性的均衡价格。
运用这个标准还须做出进一步的区分：是以国内均衡价格作为标准呢，还是以世界市场均衡价格作为标准？二者常常并不是一回事。
4．收入标准
农产品的价格应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能够与非农业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大致相等。
5．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标准
农产品的价格应不超过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难加以明确界定的标准。这里又有心理的承受能力和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之分。农产品属于生存必需品，其价格应当低到使得消费者能够买得起，满足其最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要。
6．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标准
2．2我国粮食的政策价格和市场价格及世界粮食市场价格的比较
这里引入一个“政策价格”的概念，来概括各种由国家主管部门根据某种标准或者出于某种需要所制定的价格。它即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也不随着供求变动而自由涨落。在计划经济国家中政策价格表现为计划价格，例如我国的粮食定购价格和城市居民的定量口粮价格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某些价格形式如支持价格等也属于政策价格范畴。

表1 小麦的政策价格市场价格的比较
（元/百公斤）
年 份 政 策收购价格 价 格销售价格 国内市场价格 国际市场价格
美元 汇率 折人同币
1966 27．80 27．80 55．20
1978 27．80 27．80 55，16
1979 33．50 29．40 55．16 19．97
1980 35．50 29．40 55．33 21．58
1981 35．50 29．40 54．77 19．39 1．70 32.96
1982 35．50 29．40 54．42 17.58 1.89 33.73
1983 35．50 29．40 52．00 18.64 1.98 36.91
1984 35．50 29．40 48．23 17.57 2.33 40.94
1985．8 48．80 29．40 46．63 16.67 2.94 49.00
1986 48．80 29．40 51．67 13.54 3.45 46.71
1987 48．80 29．40 57．59 14.33 3.72 53.31
1988 52．00 29．40 70．48 18.90 3.72 70.31
1989 55．00 29．40 97．87 17.88 3.76 67.21
1990 55．00 29．40 89．63 14.10 4.72 66.55
1991．5 55．00 44．40 82．47 12.40 5.37 66.59
1992．4 66．40 66．40

从上表中展示出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小麦的政策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79——1991年间，计划销售价格均显著低于计划收购价格。期间的差额是由政府予以补贴的，即所谓的价格倒挂补贴。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市场的小麦价格已经显著高于世界市场价格，1991年我国国内市场的小麦价格按官方汇率计算高出世界市场价格近24%。即使以外汇调剂汇率（1美元=5.80人民币）计算，也还仍然高出15%。这其中尚未考虑质量差价因素。
从上述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以世界市场价格作参照标准，则我国小麦的政策价格已经基本与世界市场价格大体相当，而自由市场价格则显著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2．3粮食价格与其他产品价格的比较
人们在衡量粮食价格高低及其合理性时，还常常用其他产品的价格水平作为参照，进行比较。根据产品的性质的不同，这种价格的比较可以分为三类，即与投入品价格的比较、与粮食转化产品价格的比较以及与资源互竞产品价格的比较。
1．与投入品价格的比较
就绝对水平来看，是难以将粮食的价格同投入品的价格直接相比较的。较为有意义的指标是价格与其生产成本的比较。静态地看，我国的粮食价格是高于生产成本的。不过就相对发展变化来说，各个时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如表面化：
表2 粮食与投入品的价格比较
价格指数(1978年为100) 平均年增率(%)
1978 1985 1990 1978-1985 1985-1990
农用品价格 100.0 123.6 195.0 3.1 9.5
粮食混合平均收购价格 100.0 158.0 271.8 6.8 11.5
小麦:市场价格 100.0 34.5 192.2 -2.4 17.9
计划收购价格 100.0 137.5 154.9 4.5 2.4
玉米:市场价格 100.0 87.3 194.5 -1.9 17.4
计划收购价格 100.0 131.7 148.0 4.0 2.4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粮食的混合平均价格在1973——1985年和1985—1990年的两个时期中，增加幅度均高于农用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分别考察，则可以发现，国家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变化是很不一致的：在1978——1985年期间，国家计划收购价格上升的幅度较大，超过农用品价格的上海幅度，而市场价格不仅没有升高，而且有所下降：在1985——1990年期间，国家计划价格上升幅度显著落后于农用品的价格上升幅度，而市场价格的上升幅度却很高，是农用品价格上升幅度的两倍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民抱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太高，而粮食价格变化不大，主要原因应在于农民是计划价格而不是以平均价格或者市场价格作标准来衡量的。由于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视为一种税（或者相当于一种对消费者的补贴），因此，农民的抱怨也可以视为对这种负担加大的不满。
2．与粮食转化产品价格的比较（技术系数、猪粮比价）
粮食与其转化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系数的表现。人们常常使用的是猪粮比价的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猪生产成本的70%左右是饲料成本，因此，在猪的价格和作为饲料的粮食之间便存在着一种大致的合理比例关系。一般地说，活猪与粮食（一般以玉米作代表）的比价是6：1左右，白条猪的粮食的比价为10：1左右。
3．与资源互竞产品价格的比较（机会成本、棉粮比价）
我国可耕地面积有限，在粮食种植和其他作物种植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土地资源互竞关系，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75%左右，非粮食作物中以棉花的播种面积最大，约占总播种的3.5%左右。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机会成本即是种植棉花可带来的收入。因此，人们在判定价格高低时也经常谈到棉粮比价。
就理信纸原则上讲，衡量棉花与粮食之间的比价关系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从事这两种活动所带来的单位面积净收入应当大致相当。
我国传统上认为棉粮（麦）比价约为8：1较为合理。表3



表3 我国棉粮价格的比较
年份 价格(元/吨) 棉粮比价 粮食=1.0
小 麦 粮 食混合平均 棉 花平 均 棉麦比价 棉粮比价混合平均粮 价
集 市 定 购 集市粮价 定购粮价
1980 553 355 361 3174 5.7 8.9 8.8
1985 466 488 416 3218 6.9 6.6 7.7
1989 979 550 750 4851 5.1 9.0 6.6
1990 896 550 716 6341 7.1 11.5 8.9
1991 825 550


2．4种植粮食收入非农产业收入的比较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我国从事粮食生产（或者更一般地讲是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主要是反映在粮食（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低于非农业生产者，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换言之，按照收入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粮食价格是偏低的。
2．5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判断粮食或者农产品价格水平高代的标准是多重的。一种价格合理与否骼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在粮食与其他有关的产品之间，由于自然、技术等等因素的不同和发展变化，什么样的比价关系才是合理的，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正确答案。在我国的复杂的多重价格体系下，更是如此。
三、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特点和原因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农村经济改革以来，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根本性的变化，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和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与供求的相互作用。农业政策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产量目标与收入目标，都紧密地与价格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已经几乎放开了全部农产品市场的情况下，对价格发展变化内大规律的认识、对其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的认识，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3．1年际变动特点
这里分别从三个侧面来考察粮食价格的年际变动特点：计划价格、国内市场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考察的粮食品种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这四种产品占中国大陆粮食总产的95%左右。



图2粮食价格的变化
如图2-a所示：按名义价格即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0年——1992年期间，国家计划收购价格总共提高了一倍左右。提价基本是在1985年、1989年和1992年进行的。在其余的年份中国家的计划收购价格保持不变。
与此相对照，自由市场的价格（如图2-b）在同期中的变化趋势却不是单向的，而是经过了下降、上升、再下降这样一个过程，1984——1985年和1989年分别是最低点和最高点。1992年的水平比1980年高约50%多一点。1989年的价格同1985年相比，相邻四年间隔的高峰值与低谷值之差高达一倍以上。
比较一下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发展情况，也表现出类似的较大幅度的价格波动。1980——1981年是高价点，而后逐步降低，在1986——1987年陷入了最低点，而后经过了回升，近来又出现下降趋势。
造成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产量（供给）数量的变化、需求（收入）数量的发展、总体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的影响、进出口数量的变化等。
通货膨胀的影响。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粮食市场价格的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1）通货膨胀对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只表现为减小或加大了波动的幅度，而没有大到改变波动总体趋势的程度；（2）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粮食的真实价格表现出了在生长期内不断降低的总体趋势。这与欧美发达国家中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外还可以看到，计划收凤价格在扣出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外，1992年与1980年基本持平，尽管同期其名义价格提高了一倍多。






图3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粮食价格变化
（以1930年为基期）
需求的影响。人口总量的增加率较为稳定，在考察期间的各个各份之间相差无几，约为1.5%左右。人均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同期的发展情况是：城市居民收入基本上不断提高，十二年内增加了一倍，平均年增6%。只有198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农民的收入在同期的总增加幅度也近一位，但是增加速度主要是在前四年较快，为70%，而后八年则仅仅为15%。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口增量还是收入变化，均不是引起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在价格变化与收入变化之间，没有表现出直接的明显的对应关系。
市场供给主要由净进出口量和国内生产总量所决定。1980——1985年价格的低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80年代前半期粮食净进口较多，连续五年超过1000万吨，同时生产也连年大幅度增加，四年内增加了27%，平均每年增加5 .6%，这种大幅度的供给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从而造成了价格的下降，1985——1989期间的价格上升，也主要是由于生产的减少和净进口的减少所共同作用的结果。1989年以后价格的回落，可能主要是生产增加、需求增加缓慢（农民收入发展停滞、城市粮食收入弹性的降低、城市物价改革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抑制了对粮食尤其是高档粮食转化品的需求）等原因所造成的。
3．2季节性变化特点
国家的计划收购价格，没有季节性差别。这种没有季节差别的收购价格政策，可能是造成“白条子”现象、“卖难”现象（收购企业仓储接收能力约束）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4粮食市场价格的季节变化
国内市场价格的季节性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总的说来，市场价格的季节性变化不是很明显。第一，价格最高的月份是12月，而6、7月份和1月份价格较低。小麦和大米在7月份价格较低的原因较容易理解，可能是刚刚收获后的供给高峰，而玉米和大豆在夏季的低价格则似乎不合常理，有可能是稻谷和麦糠对饲料谷物的替代作用的结果，1月份价格普遍较低而12月份较高的原因主要是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所造成的，第二，即使不排除价格长期上涨的原因，季节差价也是较小的，最高月份比最低月份仅仅高出6——7%左右。这个差额仅仅能够补偿资金占用成本（利息），而无法补偿储藏、经营在本和储运损耗。其中收获季节前后价格的差别更不显著，不过1——2%。
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季节性波动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粮食计划购销政策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计划收购政策要求，在粮食收获后，首先必须完成国家定购粮食任务，在此之前当地粮食自由交易市场不得市场总供给不足，抑制了收获后的价格下跌趋势：（2）计划购销价格是全年统一不变的，这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市场价格的季节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