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还是讲礼？·张香华

唐朝2009

孤城您好，所谓论坛就是“各述其见”，难道非要分出对错、高下？

叶赫娜兰.孤城

“对此本人才疏，不敢妄加评判，我所理解的就是国人生活中太过于注重形式上的东东（虚礼），而实质性的东西（礼让老幼、求同存异等等）则往往随性为之。”

这话到比较老实，但是，国人所注重的虚礼，其实，并不是礼，反而是非礼的一种，礼是由道而生，所以表仁的东西，离开了“人人为仁”，离开了“老老幼幼”，离开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哪里还有礼可言？

国人的虚礼，没有“仁”作支持，就好像文盲花五块钱买了一顶博士帽戴着上街一样，如果激起了众人反对假博士的呼声，倒也没什么，如果引起一部分人借机反对真博士，反对真学问，如果不是动机不纯，则是受蒙蔽久矣了。对于礼和虚礼，假礼的关系，前面已经反复表述多次，既然没有人听见，这次再说一遍，也不算多----礼和虚礼，基本若是。

我相信人心本善，大伙儿都有一颗赤子不忍之心，反对礼的呼声如此整齐，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态度，倒也不像是动机不纯，故私下里揣度，以为是受蒙蔽之故，读书人的本分，一是追慕先贤，二是登高一呼，孤城斗胆，不怕丢丑，就在矮子兄这个帖子上讲解几句入门的话，无提《六经》，就是比幼儿园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也不知道低多少，本不敢议论先贤，奈何不敢置读书人本分于不顾，于是在此献丑了。

不仅仅是为了回帖的几位，孤城实际上想唤醒的，恐怕不在十亿之下----只不过做不到罢了---是为“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叶赫娜兰.孤城

分段讨论：

“革命家谭嗣同在临危时，首先考虑的是不要牵连家人，不完全是舍身取义，也有舍身为家，还可能考虑出为什么会死。和同康梁之党，革谁的命，不过保皇党而已！！！最终谭嗣同死了，康梁活了。”

至于是否是连累家人为谭嗣同第一考虑，矮子兄在此我想是臆测了，现在去有清不远，遗物散失也不多，多读几种，则谭嗣同为人，性情，甚至举手投足皆如在眼前，矮子兄武断了。

以前，孟德先生把甄氏纳为儿媳，孔融说，有古例，他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孟德先生大喜，忙问，语出何典？孔融从容道来，说，“以今例古，想当然耳！”把孟德先生给臊的呀，孟德读书很多，个中滋味，他懂。

那孔融是用什么嘲笑的曹操呢？以今例古！

读书人一定不能犯一个毛病，就是，拿自己的学识，见识，品行，品德来揣测古人，尤其是先贤，而要在文献和文物中，去寻找和揣摩古人的高度----这不是不进步，是进步的开始---牛顿说，他之所以成就，就因为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了----庶几近焉！只要用一己之胸怀，一己之品行，踹则先贤，就不能做到读书人的第一个本分“追慕先贤”，做不到这个本分，则第二个本分，也就是读书人的社会责任，“登高一呼”，就根本说不上了。

那成了读哪门子书？

《仁学》犹在，谭嗣同的诗词犹在，轶事，逸史，各种谈论犹在，不难去伪存真，在此，孤城不再赘述谭嗣同个人性情和言论，下面，谈一下“保皇党”的问题。

叶赫娜兰.孤城

“和同康梁之党，革谁的命，不过保皇党而已！！！”

不用说以保皇党概说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三人，就是概说康，梁，也有点太笼统了，解开里面的疙瘩，要在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与发展谈起，要谈到明朝，还要谈到明朝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兰陵不肖生的《金瓶梅》（当然，作者有争议，在此不展开了）。接下来，要谈到宋明理学以及理学的败落和末流，谈到顾炎武和龚自珍的兴起“汉学”之初，再到康乾及康乾以后，里面儒家是怎样思考，自省，又是怎样对君王和理想社会重新界定的，也就是，“礼”这个东西，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这样讲来，太长，太繁杂，我就不展开了，简单一点，就讲一个结论（而且不给出论证过程）和一个理想造成的康梁分歧，以及谭嗣同去世后，梁启超的变化，则诸位就大致明白为什么不能单单用“保皇党”来形容变法了。

当然，不严密，因为不展开论证，如果遇到可讨论的地方，有人提问，我再就提问处展开。

叶赫娜兰.孤城

直说：

1，一个理想。

2，康梁的分歧。

3，谭嗣同与梁启超关系的变化。

这个理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礼记》之《礼运》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个变种，也就是康有为提出的一种“大同世界”，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其实《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本身就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整个“礼”都是围绕这个空想社会主义展开的，而康有为大同世界，说到底，是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改良版）。

大家一定要注意孤城的一个结论（我不展开证明了，需要的话再展开），就是中国队启蒙运动的前期（主要是明朝），中期（清朝，到公车上书成立大学为最高潮）是相关联的，文化上是同源的，而后期（五四运动道新中国成立，甚至到现在）是和前期与中期截然不同的。

这个不同在哪儿呢？在于有没有正式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

康有为的这个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近亲，甚至都不是邻居，而是《礼记》的直接后代！

其实以康有为所处的时代，受到西方影响的在后期表现为启蒙运动主流的思想，已经形成暗流了，这股暗流的影响者之一，就是梁启超。就因为这一点，造成了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对待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蓝图的分歧。

在这个蓝图中，已经完全颠覆了王权，根本没有任何“保皇”的成分在，但是，和梁启超痴迷于这个蓝图不同，康有为根本不准许别人把这个蓝图拿出来，来启蒙大众！

但是，这个蓝图，虽然由康有为提出，不过实际上却是整个儒家，整个士子，整个“礼学”发展和总结的成果，康有为自己的力量，是不能阻止它传播的。

他阻止不了的，就有他的得意门生，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过或，预影响过的梁启超。

对于这个“理想”的态度，就注定了梁不会是完全意义的保皇党----特别是他遇到一个人之后，也特别是这个人死了之后，以至于这个人去世之后，两个人都关系竟然大变！简直是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个去世的人，就是谭嗣同。


补充内容：
（临时接了电话，下午有约，改日续，再尽可能讨论清楚吧。）

矮子

叶赫娜兰.孤城 发表于 2011-6-24 14:14
分段讨论：

“革命家谭嗣同在临危时，首先考虑的是不要牵连家人，不完全是舍身取义，也有舍身为家，还可 ...

谭嗣同临危救父（转）


　　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在浏阳倡办《湘报》，成立学社，联合志士仁人积极宣传新学，探讨爱国真理，寻找救亡之法。他的才华被光绪皇帝赏识，不久被授予四品衔，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起，成为光绪推行新政的心腹参谋。

　　但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企图致维新派于死地。

　　1898年9月21日，光绪帝被囚，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清政府开始大肆搜捕维新志士，谭嗣同自然在劫难逃。当时，梁启超等人赶到谭嗣同住处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跟我们一起到日本去暂避一时吧！”

　　“不！”谭嗣同斩钉截铁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愿自嗣同开始！”说着，他拉着梁启超的手说：“你们快走吧，多多保重，将来变法要靠你们了！”

　　梁启超等人离京以后，北京城内乌云密布，眼看一场风暴将至。

　　谭嗣同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但他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

　　忽然，他心里一亮，转身走到书桌前取出信笺秉笔直书：

　　复生：
　　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你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谭继洵白

　　谭嗣同在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这封家书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将信笺折好放进抽屉后，走到窗前，对着窗外自语：“父亲，孩儿有难，决不牵累您老人家，母亲生前重托，我也决不会忘记！”

　　原来，谭嗣同12岁那年，他母亲和姐兄3人均病殁于一场瘟疫。母亲临死前对他说：“你父亲脾气倔强，我死后你要好生顺着他，照顾他。”母亲死后不久，谭嗣同也感染瘟疫，一连三日发高烧，父亲到处求医给他治病，日夜在旁守护，终于使他逃脱了死神……　　第二天，一队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还四处搜寻书房里的“罪证’。这时，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父亲笔迹的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名太监手里，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1896年9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大街刑场上发出震撼天地的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英勇就义。谭嗣同的父亲因有“家书”，故免于治罪。

　　点评：谭公存节，临危生智。其气可扬，其智可领。义举救父，后人敬仰。

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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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是汉末的大名士。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因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汉末知识分子的政治领袖，是任过北海太守，为一方诸侯的人物。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



孔融内心对大汉王朝非常忠诚，对曹操的专横跋扈非常反感。曹操攻下邺城，曹丕将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了自己的老婆。孔融知道这件事后，专门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当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将妲己抢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曹操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孔融说的是一个什么典故，询问孔融。孔融轻松地回答说：“拿今天的事情看来，当初也应该是这样的！”把曹操气得半死。那时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节省粮食，曹操下了禁酒令，不让喝酒。孔融最爱喝酒，便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大谈酒的好处，公然与曹操顶牛，曹操对孔融更加气愤。孔融有天下重名，曹操害怕孔融的言论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便决定置孔融于死地。他暗中指使路粹上书弹劾孔融，说孔融“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于是孔融被杀害，时年五十六岁。



孤城君提到的那孔融是用什么嘲笑的曹操呢？以今例古！源自何处，应是孟轲！！！孟轲的“以意逆志”！！！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叶赫娜兰.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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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例古，想当然耳！”是孔融原话，就是矮子兄引用的已经翻成白话的那句。

“以意逆志”，是否可以确切的训为“以今例古”，似乎连争议也谈不上啊。如果孟夫子本意如此，这个意思本身就和《论语》的态度矛盾了，想来孟夫子不会公然反对孔夫子吧？而合孟夫子所极力批评的“乡愿”类似了，我没有仔细训诂考证，但粗粗想来，觉得意思上有点讲不通。在此句中，不知“逆”字训为何意（我是真不知道，并不是反问）？如果不是逆推解，则词句意思与“以今例古”完全没有关系，即便做逆料解，那孟夫子的“意”，是否有足够证据训为“当下我的看法”呢？

孤城小学不佳，实不解词句之意（是真的），读书粗疏，亦不知此言的背景，不敢猝然而苟同矮子兄之意，只好存疑，还望见谅。



补充内容：
至于关于谭公的讨论，暂放明天。


补充内容：
至于关于谭公的讨论，暂放明天。


补充内容：
至于关于谭公的讨论，暂放明天。

矮子

叶赫娜兰.孤城 发表于 2011-6-24 14:52
直说：

1，一个理想。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是怎样造假的（转）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矮子

叶赫娜兰.孤城 发表于 2011-6-24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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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例古，想当然耳！”是孔融原话，就是矮子兄引用的已经翻成白话的那句。

和孤城君讨论，使我温习和更新了许多真相，受益良多。



孤城君提到：“读书人一定不能犯一个毛病，就是，拿自己的学识，见识，品行，品德来揣测古人，尤其是先贤”，拿自己的学识，见识，品行，品德来揣测这句话正是孟轲的“以意逆志”。


孟轲的“以意逆志”，有很多正反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