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还是讲礼？·张香华

矮子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zhaoyuan120

学习了，很受感动

叶赫娜兰.孤城

“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司神父之不懂中国，可知矣！

“礼”本身含有“理”的意义，可分哉？不可分也。

“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又如此雷人的“断语”！

这神父，比起他明清时的前辈（早期耶稣会士），可是对东方的了解和理解，差了海了去了！----时代变迁，神父之不学也若是！中华之不学也若斯！故有不学之神父，乱断不学之中华若此！（别以为这笑话只是在台湾，大陆也差不了哪儿去！）

可笑，可笑！

悲夫！

矮子

国人讲理还是讲礼？？(转载)

       “礼”在中国至少应具有如下两层含义。一是孔夫子的原意，仪礼。孔夫子极端重视《礼》、《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礼记——文王世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礼经》一般认为可能就是指《仪理》。所谓仪理，实质上是指中国周代以前，或许更主要是指周代分辨天于诸侯、大夫、士、庶民各等级之间尊卑差别的典礼仪式的种种规定。简言之，即分辨中国人的等级尊卑的制度。讲礼仪就是讲人的得等级身份，讲人的尊卑贵贱。说白了，中国人的势利眼，从孔夫子便开始了。
　　“礼”的别一层意思即是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请客送礼”、“礼物人情”的“礼”。这是人们通常用来联络个人情感的一种见诸于有形之物的方式，是人情的物化。然而这种物化人情的泛滥，便是贿赂公行，便是仗势勒索。为什么在中国有权便有一切？我们的讲礼而不讲理实在是根本的奥秘。别看有的人官并不高，权并不大，但只要有那么一点权，只要稍给人一点颜色，就可以叫人跑断腿、累断腰，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君不闻“一个公章盖半年”、“公事公办，就是顶着不办”、“办公桌上谈不如饭桌上谈”，……这样的顺口溜国人编出了很多。这种社会腐败之风如果一味只怪罪当官的也未见得全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讲礼不讲理的传统恶俗的必然产物。许多初次当官的人就是首先被送礼者拉下水。
　　“理”是什么？理就是讲道理、讲公德、讲规章、讲法律、讲一切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原则、原理……总之一句话，讲真理。
　　翻遍中国的历史、经典、会令人非常遗憾，压根没有“真理”二字。国人的“理”是不与“真”字相连的，而是与“天”字相连，所谓“天理”。“天理”是什么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穿了，国人的“天理”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谁最有权谁最有理，有权就有理。怪不得皇帝是金口玉言，林彪也发明了“一句顶一万句”。可见国人为什么不讲理，因为讲理就是讲谁最有权，这实在太赤裸裸，所以讲面子的国人换一个字眼，叫做“礼”。这个“礼”虽然也分辨贵贱尊卑，但毕竟较“理”更有一点人情味，而且人情物化为礼物、礼品、礼金，再加上“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存在某种利益的交换，皆大欢喜。所以国人讲“礼”而不讲“理”竟也是一大风俗的发明，这种发明的意义便在让人不感到无情权力的赤裸裸，或者说在赤裸裸的权力至上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讲礼，中国乃礼仪之邦也，多么温文尔雅！！
　　两千多年来中国最怕讲、最难讲、到头来也是最不会讲的是一个“真”字。中国人善幽默，不敢讲“真”字，索性再加上一个“天”字，合叫“天真”，这一来就可以讲了。天真者，童稚之言也，童言无忌。只有儿童才敢一言道破“皇帝的新衣”。中国人成长，尤其是文人，讲虚话，道谎言，作伪证，指假誓．．．．．．。纵然深埋自己的真心，尽说假话，也仍旧有大量的文字狱、言论罪让无数无辜生命者死于非命。明显可见，中国人的不得不说假话是权力的恐怖逼迫出来的。刀架在颈上，活命要紧。但又不能不指出，这决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也不是最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本就缺乏对真的价值的认同。
　　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从来就不曾超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嘴上说来琅琅上口，心中却另有所云的伪信仰、伪知识境界。怪不得有人说说中国人的高尚品德是掉在嘴上、写在纸、而不是在行动上。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从来就不看重“真”的价值，“真”的价值不过是精神上的一种价值。没有饭吃，没有命活，要的精神有什么用？所以中国人向来重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信条，中国更是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国家。在中国，再卑鄙的小人，只要一登上皇帝的宝座，便立即十万民景仰崇拜的圣君。中国人根本没有人胆敢对极权者进行任何道德评判。所以中国人为了成功，从来可以不择手段，因为对于尊贵者，再大的罪恶也只能算是小过，还可以“既往不咎”。中国人对大恶人从来是宽容的。说到头来，中国人还是讲“礼”，讲贵贱尊卑，而不讲“理”，不讲真理，不讲是非真假，因果曲直。相反，讲真话，对别人的话信以为真是要吃大亏的。
　　由于讲礼而不讲理，中国人见了官像见了上帝。中国老百姓怕官是世界上有名的。记得小学独立是“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那里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三元连环怕：“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
　　老百姓为什么怕官？因为官来无好事，而且从来蛮不讲理。他来就是来要粮、要钱、要人、更要“礼”。唯独不要“理”，因为他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理。
　　中国人受了欺侮不敢打官司，尤其受了官欺侮，更不敢打官司，也无处打官司，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人一旦受了官的苦，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普遍的事。中国人生来是逆来顺受的命。“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钱”就是“礼”，这“礼”还得托人，有“人情”才能送着“礼”。因为这层“礼”，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受冤屈的多半没有钱送礼，所以他们不要打官司，不要落得冤屈伸不了，反而被活活气死。为什么中国人个个喜欢看清官戏？因为这是我们普遍的愿望，也是我们圆不了的梦幻。中国人应该有勇气问一问自己，这个世界有清官吗？清官清在何处？清在讲理？然而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真理、没有逻辑、没有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普遍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没有自由的公众舆论．．．．．．总之没有理。纵然有这样的清官，他想为百姓讲理，他最终会发现他没有理讲，其他人，尤其是他的上司，一定会叫他当不了官，更清不了。
　　中国人还应该问一问自己，讲礼而不讲理，到底对谁有利。毫无疑问，对官有利，对极权者最有利。中国人只要一日沿袭讲礼而不讲理的恶俗，中国人便一日难得摆脱传统官场化社会的危害。

翩然

学习，受教育了。

叶赫娜兰.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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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启超，章太炎，如果可以，再读读谭嗣同的《仁学》，别信乡愿，就知道礼和仁的关系，也就知道礼，包含道理的“理”了。

如果还是有疑惑，读诗三百，参酌《尚书》。

还不懂，读《小戴礼记》的《礼运》之“大道之行”。



补充内容：
“两千多年来中国最怕讲、最难讲、到头来也是最不会讲的是一个“真”字。”

这句屁话，把司马迁给杀了！更罔论班固。

叶赫娜兰.孤城

“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从来就不曾超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嘴上说来琅琅上口，心中却另有所云的伪信仰、伪知识境界。”

此等高见，把林则徐等有清一介忠臣给杀了，更罔论唐宋，更罔论有汉！呜呼，有后人如此，董仲舒何必尊儒术！这个民族配不配儒生？！

杂碎！

叶赫娜兰.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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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三礼，此等浅薄之见，可引之乎？诚仆所未见也。

矮子

叶赫娜兰.孤城 发表于 2011-6-20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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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三礼，此等浅薄之见，可引之乎？诚仆所未见也。

张鸣：讲礼与讲理

　　小时候，听老辈人讲读书的好处，总是说“知书达理”云云。大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知书达理的理，应该是礼，即知书达礼。因为过去的私塾，识字之后，就开始教各种礼仪。所谓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的看家本事，就是主持婚丧嫁娶的礼仪，不知礼，会被人笑话的。可以说，礼者，书之用也。

　　但是，礼怎么会跟理混起来了呢？因为两者是有关系的。《礼记》上讲，学礼，不仅要知晓礼仪的细节，关键是要明白礼仪背后的道理。明白了道理，礼才真的是礼。原来，古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一样，都遵循一个道理在运行。这个道理，就是礼的精髓。讲究礼仪，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地运行的法则，以免使行为干扰了自然本事的韵律，从而让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刮风的时候不刮风，该冷的时候热，该热的时候冷，于是天下大乱，连草木和飞禽走兽都吃了人乱来的挂捞，活不了命了。

　　过去，乡里的日常生活，即使再讲究礼仪的地方，也难免会有纠纷，自家兄弟之间，为了分割家产，也可能打起来。街坊邻居，为个针头线脑的小事，也难免闹纠纷。纠纷的调解和纠纷一样，都是百姓的家常便饭。调解纠纷，就得讲理。当然，讲理之先，要有礼的背景。一般来说，懂礼的人，即所谓的士绅才有资格讲理。道理从他们的嘴里讲出来，人们就乐意听。一来二去，达礼就变成了达理。

　　只是，古人比较闲，没有今天这么多事儿，所以把礼仪规定得非常的繁复。麻烦是，纵使有专家从旁指导，还经常出错。自打孔子和门徒们整理出三礼之后，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恪守古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只能一代人守一代之礼，大家将就着删繁就简。但只要在中国这个地方生活，哪怕是蛮夷当家，似乎也都得制礼作乐。老百姓平日生活，也都离不开个礼字。不仅是婚丧嫁娶和年节祭祀的仪式，而且要尊老爱幼，礼让三先。凡是不讲这些的时候，肯定是乱世。

　　在现代社会，旧传统，旧伦理，旧道德连同旧礼仪，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即使要讲，也没什么人懂了。但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繁文缛节，那些毫无意义的道德讲究，那些有意束缚人思想的礼法，单就礼的某种精神，比如尊老爱幼，礼让三先而言，其实还是有点用处的。说白了，礼就是讲究一种公共的秩序，按一个民族的传统思维排列的秩序，以及相伴的人生态度。西方的女士优先，也是这样一种秩序，一种态度。如果排队可以允许随意加塞，那么这个队就排不成，排在后面的人，除了用强，永远也到不了前面，秩序也就没有了。开车上路，如果总是犯规的车可以横行霸道，而守规矩的只能让着它们，那么，路上的秩序就会越来越乱。我们现在习惯于让警察来解决这种问题，结果是什么地方都得有人看着，不看着，就必定有很多人出来犯规，乱成一团，好像不犯规，就缺点什么，没占到便宜一样。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大叫，怎么没有警察出来管管？但是，自己绝不肯出头整顿秩序，跟人讲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警察之外有弄出个城管，跟我们的这种不看着就犯规的习惯有关。结果，城管胡来，惹得大家有都不高兴。同样，满街的摄像头，尽管肆无忌惮地侵犯人的隐私，但是，还是得安置，因为只有安装了这些电子眼，才能勉强代替人眼，替人眼看着不守规矩的人们。

　　秩序意义上的礼，是需要人们普遍遵行的。否则，不仅是没有礼貌的小问题，而是没有秩序的大问题。靠越来越多的警察、执法者甚至城管看住盯牢，秩序才能维持，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奴隶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自主性的社会，离我们追求的公民社会，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讲礼，大家都得讲，不能你讲他不讲。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几个人吃完饭一起出来，出租车来了，大家揖让半天，结果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年轻人，拉开车门就进，大家全傻眼了。当然，如果碰上这样的横主儿，出租车司机对他说，车是这几位岁数大的人叫的，请你下去。我们就会很高兴。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是可以说的。讲礼，也要有坚持，敢出头。讲礼而受到威胁，甚至遭遇殴打，这种时候才需要警察出面。什么都靠警察，这个社会就活该变成警察的王国，人人都被管制。

　　只是，如果真的让人人都学会讲礼，还是得先把道理讲通。讲礼，要先讲理。首先，管理这个社会的人们要学会讲理。不能大事小事，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社会不是军队，不能事事按军法从事。也不总是处于紧急状态，没功夫讲理。大官要对小官讲理，上级要对下级讲理，官员要对百姓讲理，把道理讲通了，人家才会对你这厢有礼。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权力是横着使的，一旦权在手，就无理可讲。办事情不讲理，为何要办，为何要这么办，没理可讲，领导说了算，错也是对，对也是对，不容有任何异议。有了异议，哪怕是为工作好，在领导眼里，也是有了异心，成心出我的洋相。官员内部的提拔升职，更是没有道理可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提拔升职按德论才，还是讲关系，还是用钱买，哪怕是歪理，讲明白也好，就是不讲。满世界都说潜规则，其实连潜规则都没有，完全是黑箱，稀里糊涂，人人不服气。

　　官府内部要讲理，官对民，就更得讲理。现在群体性事件出的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不讲理造成的。因为官方的原因，造成民众不便的，总得给人个说法。若要强拆，也得到法庭上解决，给人个说理的地方，不能你说拆，就一下子拆掉了。同样，警察执法，城管准执法，都得给人个道理，不能上来就玩横的，不行就打人。推行一项政策，先得对民众讲清楚道理，让民众知晓为何这样，而非那样，道理说通了，才能落实。尤其是像加税，新添税种，公共产品涨价这样的事，更是要先把道理讲明白了，而且多数人能够接受了，才能做。不能政府机构一张告示，一个命令，就把事办了，民众只有接受的份儿。现在政府有些政策的推行，已经学会了事先公示，出台讨论稿，让大家讨论，或者开听证会，听取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措施，还流于形式，讨论和听证都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政府听取民意，还是得有个平台，一个民意机构的平台，否则，讨论就只能是象征性的。

　　当然，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要有讲理的能力，有理可讲。首先你的道理得让人们能够接受，不能只讲革命时代的老理，不顾时代的变化。严格来讲，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理，就不是一种能在社会上讲的理。因为社会治理不是开哲学讨论会，不能动辄说自己是掌握真理的少数，没有起码的共识，道理再好，也无济于事。其次，得有建构道理的能力，有说服别人的能力，也不能单单凭借媒体平台，把一种无法服人的道理，靠反复轰炸，让人接受。尤其不能碰到事，就压住，不争论，不讨论，回避了事。一件事如此，件件事如此，政府就失语了。当今之世，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一个媒体的时代，一个失语的政府，在这样的时代，处境是危险的。

　　在一个现代或者正在走向现代的社会里，礼是秩序，也是人生的态度。要想让人们讲礼，首先政府得讲理，位于高位者要讲理，靠高压管制出来的秩序，从根本上讲是无法长久的，因为成本太高，而且越来会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讲理，才能有礼。学会讲理的政府，才是一个好政府，学会讲理的社会，才是个有序的社会，令多数人心情顺畅的社会。

矮子

[杂文]中国人为什么会弄虚作假
文/严立真

中国人争论是非曲直，常常得出的结果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因为中国人向来是对人不对事，在中国人的是非曲直的概念里是好人与坏人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会出现这种对是非曲直，产生这种是非曲直不分的奇特现象呢？

　　我认为有以下四点主要劣根性：

　　一、中国人不求精确。这点就像胡适先生当年写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样，中国人大部是差不多先生的子孙。他们对待是非曲直，向来只要差不多就行。而这种不求精确的人，向来是被国人视为有德行的人，并且还以这种人为榜样。如果谁硬是要争论个人活着跟死了不是一样的结果。差不多先生肯定会群起攻之，认为你这人没德行，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争这个有什么意思，何必为这种差不多的问题争得脸红耳赤。

　　二、中国人讲礼不讲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个礼仪之邦是一个缺乏讲理的国度。在中国你是长辈，或者你是上级。你说黑的是白的，晚辈或下级也只能跟着说黑的是白的。否则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是犯上作乱。

　　三、中国人爱面子、讲求以和为贵。中国人从孔夫子时代开始，就学会了做伪善的人，讲漂亮话，干肮脏事。人跟人的交往，向来不是对事而是对人。对人就得给面子。中国人一讲起面子来，就不会讲是非曲直。

　　有一个笑话，有一场赛跑比赛，先是外国人当评委，结果只有一个人夺冠。后来中国人当评委，结果十个参赛者，十个参赛者都拿了不同名次的奖项，一团和气。

　　外国评委问中国评委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

　　中国评委振振有词地答道：“有奖大家拿，何必伤了和气呢。”

　　四、中国人好为人师、不懂装懂。孟子说过：“好为人师，人之大患。”中国人总有一种责人不责己的劣根性，中国人总喜欢教导别人如何做人和做事，就是缺乏责己的自知自明。本来嘛，你要是真有那个教导他人的能耐，指点一下别人，咱也就无话可说了。可糟糕的是中国人不仅好为人师，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长了一个不懂装懂的劣根性。像李广田先生写的《这种虫》，就把那些欺世盗名者的嘴脸刻画的挺生动的。把社会上那些靠名气、靠资历混饭吃的所谓“老专家”剥了一个一丝不挂。

　　基于此四点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中国人弄虚作假起来，不但不会受到责罚。相反，还会因此受益，弄虚作假愈大，受益愈大。因为中国这种奇特的和畸形的传统思想文化，给那些弄虚作假的中国人，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沃土。

　　巴金先生在他的晚年，向国人提倡讲真话。巴金先生对中国人弄虚作假的劣根性和其毒素，认识得很深刻。他在《说真话》里说过：“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他们为什么能靠说假话起家，巴金先生随后便对自己面对那些说假话者能起家的原因，进行了自我反省。他紧接着说：“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是的，我们在面对那些弄虚作假者的时候，何偿不是像巴金先生那样“高举”、“紧跟”和沉默。因此我们总生活在虚假中，我们总得在人前戴上面具。我们像受了法老的诅咒，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弄虚作假的世界里。我们把谎言当成“真理”使用，可事实谎言永远成不了真理。历史也已经证明，谎言根本救不了中国人，它只会害苦中国人。

　　巴金先生为此，紧接着在他的《再论说真话》里向中国人发出告诫：“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说到说真话，有人会认为说真话是讲真理。其实不是，像巴金先生又在《说真话之四》里明确指明：“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然而，许多中国人不是这样做。中国有一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其实人一旦认同了这种处世哲学，那么他就给了自己和他人弄虚作假的自由空间。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听话听反话”的传统，都习以为常了。

　　有了这些弄虚作假的劣根性，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弄虚作假，也就理所当然地活动得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