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来，随着武广高铁开通，京沪、沪杭高铁上马，高速铁路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取得成功并将拯救世界的标志。这确属事实，只有中国有能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上马那么多高速铁路。我只想提醒那些炫耀这一成就的人士，不要推托这一模式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撕裂社会。 春运临近，媒体走访各地车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武汉，武广高铁及发往上海、北京、南昌的动车，票源充足，排队买票的比较少；发往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地的普通列车，车票非常紧俏，不少购票者早晨6点就来排队。上海铁路部门在春运首日售出预售票近9万张，高铁清淡，普通车火爆，云、贵、川及东北方向最为紧张。
普通列车的方向已经提示了其消费者的身份：他们基本上是在城市讨生活的乡村人口。忙碌漂泊了一年，他们终于要回家看看。但是，低下的收入让他们不能不对旅行费用精打细算。在几百元的动车组、高铁与百十元的普通列车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他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这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件事情。这几年来，铁路部门大约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向这个部门投入上万亿元。这个部门也不断向公众报告说，它取得了多么伟大的建设成就。然而，上万亿元砸下去，上亿民工、学生却仍然不得不排队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仅仅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奇怪。铁路部门这些年的投资，多数用于高端列车，比如建设高铁，开通动车组。为了开通这些高端列车，若干普通列车被停运。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铁路的客运运力结构发生了某种变化，从而让运力结构偏离国民收入分布结构。也就是说，铁路的运力可能有所提高，但低收入群体所需求的运力，在相对甚至绝对意义上减少了。这些为车票苦恼的底层民众完全可以追问：铁路的所谓大发展，与他们何干？
其实，对于过去十几年来的增长，人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之快。但是，考察经济史就会发现，快速增长必然蕴含着社会与政治危险。因为，中庸最为可取，适度增长才是好事，快速增长则未必是福。因为，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财富分配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的失衡。
在中国，这种失衡尤其显著而深刻。中国的快速增长是政府在经济自然增长之外驱动造成的，政府支配着大部分重要资源，政府也利用强制性权力深度介入经济过程中。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强制性拆迁、征地所驱动的城镇化过程中。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短期内确实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奇迹，但它也必然导致财富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严重不公、不均，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极化，出现所谓两极分化现象。
收入分配结构分化现象一旦出现，就会与增长过程纠缠在一起，展开一个恶性循环过程。一部分先富起来后，会非常显眼，他们也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会被方方面面当成社会的全部。在国外的投资银行家眼里，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就是中国。每个大城市都在建造歌剧院，尽管在这些大城市，庶民们可能连室内厕所都没有，更不要说在乡村，可能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如此，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建设的后果，却是社会的撕裂。高速铁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高速铁路确实带来了便利。而相对于其较高的收入，票价增加几百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当这个群体享受到高速铁路带来的便利的时候，中低收入群体所能获得的便利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减少。
这样的增长、发展是可取的吗？明智的企业家也知道，经营企业绝不是赚钱越多越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增长必须有助于增进社会的团结、人际关系的改善和人的健全。从钱堆中刨不出美好生活，这样的生活只能存在于与他人的健全关系中。快速增长假如损害了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就是不可取的。
让人悲观的是，中国的政、商、学等领域的精英似乎没有意识到社会撕裂问题的严重性。官员们、专家们似乎迷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发展自然就可以解决。增长主义信徒擅长于制造种种幻象，用以自欺欺人。但哪怕从逻辑上也可以确认：快速增长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的问题，绝无可能通过更为快速的增长得到解决。这个世界上似乎还没有用疾病本身来治疗疾病的奇迹。治疗疾病，必须使用药物，治疗社会撕裂的药物，就是让社会来支配增长，让国民平等地参与资源分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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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7 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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