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断章取义此文之精髓，实属牵强！此文之精髓在骨而不在文，一个农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全在下面的文章了
文人的骨气
陈启文
本文的逻辑起点：文人是一种荒谬的存在。
一
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
中国第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无疑是庄周。他的出现让中国人开始走向内心深处。时空中从此有了另一类人的灵魂出没，让我们有可能在心灵的高度发现人和世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这个人其实也曾混迹于荒芜尘世，最典型的是干过漆园吏，很小的一个官，甚至说不上个官。但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却很重要。一个能看到内心深处的人、能走进内心深处的人，一定对尘世有着独特与切身的感受，有着很真实的痛感。这个人并非没有当大官的机会，当初，楚威王欲拜他为相，派使者带着厚礼去拜访他，——这可不是一般的弹丸小国，也不是一般的官位，楚国那当时是雄峙天下的春秋五霸之一，牛气冲天的楚威王还曾野心勃勃地问周天子鼎之大小轻重，这已经是向最高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挑战了，可见其时楚国的综合国力是何等强盛。能够到这样一个大国去当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多少人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听听，庄子怎么说，——你带来千金，够多啦，让我去宰相，这官也够大了，够尊贵啦!……可是，一条在祭礼上用来作祭品的牛，就算披着锦绣进入大庙，最后还是把它给宰了，哪怕它想要像一只肮脏而快乐的小猪那样活着，你能办到吗?你说这是庄子的愚蠢呢还庄子的清醒呢?反正，结果早已注定，他把楚威王派来的使者送走了，他说他宁愿自由自在地在臭水沟里嬉戏，也不愿受那些国君的羁绊。
这就是庄子，他想要做的不是天下的主宰，而是要做自身的主宰。这也就是一个人灵魂的骨头，超然于体制之外，以不合作的态度保持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决定在自己的梦里驻守一生。他的文字也踔然倔立于尘世之外，但他借助灵魂的力量，让世界的部分真相暴露了出来。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里，竟然有着对尘世一切完全看透了也彻底洞察了的豁达与潇洒，这让一个民族惊奇了几千年，还是充满了惊奇。
然而，这个人无疑又是一个失败者，他的选择说到底是一种被逼的无奈的选择。在你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生将在寂寞与孤独、穷困与潦倒、讥谗与诽谤中终结。——这也是命中注定了的。
世人皆谓庄子以超尘出世的方式抽空了自己的血肉，我却感到他内心的丰富。他不但是中国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早的生命与灵魂的叙事者。他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他离生活很远，但离灵魂很近。他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有灵魂的人从此活在你的身边。不是为了遁世，而是为了超越。这并非一条捷径，而是一条歧路。这其中有多少与灵魂的搏斗，才能抗拒世俗功利的强大诱惑，而最终，他宁可在饥饿中去向邻人借米，也不愿乞食于体制。他以一生在潦倒中的坚守，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精神源头，也为更多的人为摆脱生命的庸俗找到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后世如陶渊明者，宁愿在体制外乞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庄周的“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骨子里的是一样的东西。
至于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虽也是骨气，但这骨气却是以对另一个朝代的忠诚作为支撑的，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终究是奴才。
二
尘世是把双刃剑，可以磨蚀掉人格，也可铸造出人格。
入世的文人，也不乏有骨气者，如屈原的正道直行。
庄子放逐了自我，于是逍遥，成了寓言家。他以寓言说出箴言;
屈原被体制放逐，所以悲愤，成了有骨气的文人不容于体制的最早的寓言。
屈原之不容于世，可以理解，体制内的丛林法则往往不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反倒是最优秀最正直的人最先就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体制下，越是那些善于投机、人格低下的伪小人越是如鱼得水风光无限。数千年来中国人还没完全搞清楚，你不知道是先有这些个伪小人才有那样的体制，还是先有那样的体制才有这些个伪小人。
庄子之不容于世，难以理喻。像他这样一个人，又不与你去争花翎顶戴、功名利禄，怎么就有那么多人跟他过不去呢?问题是，哪怕你与世无争，你想要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也是有罪的，你的人格就是一种原罪，一下就把体制内那些没有人格的文人反衬出来了，你也就必须为你选择的自由与人格付出的代价。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廉价的自由和人格。
庄子不在乎。庄子一生系于陋室，却一任思绪天马行空，逍遥于四海之外;
屈原太在乎。屈原行吟泽畔，上下求索，却从未走出楚国的王宫……
屈原是一个对待人生非常严肃的人。对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他都是那么认真。譬如上官靳尚、公子兰又在君王跟前说了自己什么坏话，又造了些什么谣言，他都急急忙忙想要解释，想要澄清，以正视听。他在乎的其实也不是上官靳尚、公子兰之流，而是君王。但庄周不会。他谁也不在乎，他对内心之外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乎，也不感兴趣。现实对于他，只是一个空洞而不着边际的虚幻存在，只有心灵是最真实的。
屈原之悲愤，在于他虽殚精竭力以事其君，却被上官靳尚、公子兰之流的伪小人陷害，竟至于被楚王放逐;
屈原之骨气，既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方正耿直，凡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也是他在放逐之后的誓不妥协……
可悲的是，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改变自己，却寄望于君王的改变，他也就只能是一个悲剧，一个传说，最终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赴死。体制内的文人，无论生的多么伟大，死的多么壮烈，终究是有奴性的，屈原也有。
屈原是矛盾的。一个体制内的文人，既不愿意丧失了人的尊严又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其结局往往十分悲惨。屈原的命运，也就成了千古忠臣的象征。屈子的骨气可以直面上官靳尚、公子兰一类的奸佞小人，却不敢正视昏庸无道的楚怀王。直到走上绝路时，他还哀叹“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他把楚怀王比作伯乐，把自己比作一匹良马。他的骨头也终于无法“傲”起来。屈原无傲骨，但有铁骨，铁骨铮铮。他的这种骨气，必将成为中国文人的另一个精神源头，甚至是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命脉所系，那就是在对体制的绝对忠诚之下对自己人格与尊严的恪守，甚至连他的“忠”也成了这“铁骨”的一部分。而这样的铁骨，一开始就是悲壮的，永远都是悲壮的。
屈原被放逐，加速了楚国的灭亡，也加速了诗人的诞生。
庄子让人神会，屈原令人感动。
如果没有庄子，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自由的精神;
如果没有屈原，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伟岸的人格。
因为庄子，我们有了一个世界之外的世界;
因为屈原，我们在世界之内有了一个坚实的底部。
而以屈原比之孔子，我觉得，在中国文化形象上，屈原比孔子更接近一个象征。从屈原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崇尚伟大心灵的时代。
三
在庄子与屈原之后，中国未来数千年文人的历史，实际上是这两个人交替讲述的故事，他们有时候就是同一个人。
骨气是骨子里的东西，也是一种浸透了悲凉意味的东西。我想它首先是一种气质，一种人格，然后是一种人格深处的高贵。然而，这种有骨气的文人永远都是异数，他们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他们所呼吸到的空气也是非常稀薄的。
以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漫长而黑暗的又处于极端封闭状态的专制史，它长期压抑着人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日复一日地磨蚀着人性中所有的棱角和个人心理的真实，形成了典型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文人，数千年来有多少文人沦为为权势者所豢养的家奴，他们的文章也只是附丽于顶戴花翎之上的饰品，朝中以文取仕，文人学而优则仕，事实上数千年来中国从未形成过一个独立的文人阶层或所谓知识分子阶层，文人的最终出路就是钻入体制之内去博取功名，去做官，首先在身份上就很少有独立人格的文人，也很少有独立文化品格的文字。
中国的文人说过很多自相矛盾的话。
士可杀而不可辱，——它源出《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可杀的是躯体，不可侮辱的是灵魂，——这是刽子手的刀斧无法伸进来的。一些专制者在毁灭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时总是拼命污辱他的身体，最终却无法伤及他们的灵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服，——这是亚圣孟子的名言。
可见正统儒家的灵魂里是有骨头的。
然而一句与韩信有关或无关的话——大丈夫能屈能伸，就让多少文人绕过了骨头这道灵魂的障碍，从此不管遭遇怎样的羞辱都有了借口，哪怕是胯下之辱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甚至认定了，只有那些为了事业能屈能伸，能忍能让的人，才是最顽强的、最能造成大势的人。然而在后来，这些被侮辱的人，成为韩信的少，成了阿Q的多。我想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胜利法，这里就是一个源头。读《阿Q正传》，每次阿Q、王胡、小D为了逃过眼前的一劫，总是拼命地矮化自己，把自己比做虫子、獬豸这类最卑微的小生物，而能屈能伸的出处还真与这种最卑微的小东西有关。《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尺蠖是一种蛾的幼虫，样子有点像蚕，脚生在头部和尾部，行动时，要将长在尾部的脚，移到了齐近头部的脚，在头部的脚，再向前移去，如此反复，一点一点地蠕动。可见，他的前行，就是不断把自己弯成弓形再伸直身体，这也就是能屈能伸的词源之一。
当经典的意义被无形消解之后，屈原的正道直行成了一个民族文化源头上的一个最直接的形象诠释，这一伟岸的人格形象更有了永恒的象征意义。但有时候也会走火入魔，走入某种极端，如诸葛亮式的为了追求人格的完美而过度的自我塑造，以及官方修史者对这一形象的过度诠释，成为体制内人格扭曲的另一种残忍的却更有欺骗性的方式。
好在不时又有矫枉过正的人出现，譬如李白。李白也算有傲骨的，命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天子“亲为调羹”，但他也还是在天子面前献“秦颂”一篇，典型的献媚文学。李白之傲，有点恃宠撒娇的轻狂了。
幸运的是，李白的“秦颂”很少被人记住，后世记住的是李白的另一句诗——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好个李白，这一声喊，灵魂里、骨子里的东西全出矣。
这才是那个骨子里的李白，其他的李白全是假象。
但李白有仙风，无“道”骨。我这里所谓的“道”，非老庄之“道”，而是屈原那种正道直行之“道”。李白和屈原一样，也是被体制放逐的人。屈原被放逐，是因为他理智上的清醒，李白被放逐，是失去了理智的糊涂。也许李白更应该待在天上，他的诗歌少有人间烟火、民间疾苦。在仙界，肉眼凡胎是最沉重的东西，孙悟空一个斤斗云可以翻过十万八千里，但却背不动区区唐僧的肉身。李白的世界是一个凌空的世界，他以无人企及的浪漫直把人间变成了仙境，但他却载不动人间的许多愁。
他载不动的东西，最终都落在了骨瘦如柴的杜甫肩上。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最难以言说的也是苏东坡。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屈原，是庄子，还是李白?
一切专制与强权都是排斥个人存在的和独立思考的，甚至包括君王自己都不是作为具体的人而存在，都是专制的附庸或影子。苏东坡也不例外。文人与体制的关系从来就是暧昧的。哪怕在同一个体制之内，也有两种人。一种是依附于体制的伪小人，他们倒不在乎什么体制不体制，随机应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奶便是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有一种人是对体制忠心耿耿的，甚至不惜以生命去捍卫，如屈原，如司马迁，如诸葛亮，他们都是体制与道统的虔诚信仰者，也是最典型的体制内的理想主义者。而最悲哀的莫过于他们情愿为体制、为道统、为统治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很少有诸葛亮的幸运，最终大都不被体制所用，乃至被放逐、被清除。
同这些人相比，苏东坡是复杂的。看苏东坡最初的一段岁月，似乎就有某种超越生命的气质就在他的灵魂好骨子里存在。一件小事：他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正当科场盛行以“险怪奇理”的“太学体”，主考官以此作评卷的标准。既是标准，你就得遵从，但苏东坡却一扫其恶习，全凭自己的心性做文章。可见，在这样的一场“高考”中，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能不能考取，你说你这是认什么真呢，你这不是拿自己一生的前途在做赌注吗?然而，这就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他很认真，也很天真。他曾天真地认为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他的宿命却是连自己也改变不了。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上疏反对，哪怕对当朝皇帝神宗他也敢于冒死去指摘：“(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特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那场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而苏东坡是早已安排好的替罪羊。好在大宋天子皇恩浩荡，神宗也还算个明白皇帝，“怜其才”，才饶了他一条小命，贬谪黄州，去做他的团练副使了。从此，苏东坡便开始了他一生不断被放逐的生涯。
终于，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司马光下令全面废止王安石新法，谁知这个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一股脑儿全部废除，回到老路上去。这让司马光异常恼怒，可苏东坡还是那脾气，茅坑了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于同他抗辩到底，这事你还亲口向我讲过呢，而今，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让我把话说完吗?
这里，如果不谈政见，仅从人格方面看，我也觉得苏东坡比司马光要正直、大度、坦荡许多。历史上有两个司马光，他是文人，也是政客，如果给他足够的权力，他甚至可以称得上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他的一部《资治通鉴》似乎把官场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了，他惟一搞不明白的就是天下怎么还会有苏东坡这样的文人。苏东坡只有一个，但两个司马光也理解不了一个苏东坡。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这条路有太多的血迹和伤痕，这个人有奇迹般顽强的生命，奇迹般顽强的硬骨头。从入仕到逝世，他屡屡为掌权人物所不容，连性命也几乎丢了，除了与当权者论事意见不合外，更在于他骨子里有种始终不渝的东西。但他最终却没有走进沉没了屈原的那条幽深的河流，他一生都怀抱对现实残存的幻想，——这就是苏东坡，一个河东河西都不讨好的人，一个腰板和脊梁都坚挺的人，一个永远都不绝望的人。无疑，他身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支撑着他，或许，这里边既有庄子的豁达，又有李白那样的超然。他是一个骨头最硬的文人，也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一个热爱美食和美女的性情文人。他有一个世界之内的世界，也有一个世界之外的世界。但骨子里苏东坡还是屈原，他一生都没在老百姓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也没闭嘴。
一个人的人格，是因为先有了灵魂，然后才有骨头。而要把一种人格一直保持下来，保持一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那些把自己的人格一直保持到最后的文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命运最悲惨的人，他们的灵魂无一不在精神与肉体的炼狱中把血熬干，最终只剩下了灵魂和骨头，而他们灵魂的骨头，最终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脊梁。
四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不变的，就是人类永恒的、最基本价值。
然而，只要有专制的存在，就难容天下有骨气的文人，哪怕像苏东坡这样生活在多重世界中的文人，说到底也只是在拒绝苟活中苟活。这也让中国有骨气的文人特别稀罕，寥若晨星，但无论多么稀罕，这种“读书人的种子”却一直没有灭绝。哪怕在极端专制极端黑暗而残酷的大明帝国，无论在体制外和体制内也有一些有骨气的文人存在。
先说一个体制外的，——王孟端。孟端是诗人，也是个酒鬼，尤擅书法绘画。高兴时喝几盅，难受时也喝几盅，酒兴一来，哪怕正在游览，他也会拿起笔来，在长廊、墙壁上一边大叫一边痛痛快快地大画一通，有唐代那个疯和尚怀素之风。很多人都想出高价买他的字画，但这个人性格奇特，那怕是金银铺路，他总是拂袖而去，关门拒客。无论豪门也好，达官贵人也好，概不接待。一天夜晚，孟端在月下听见有人吹笛，一时雅兴大作，立马挥笔画了一幅《石竹图》，第二早晨派人打听到了那个吹笛人，把《石竹图》送给了他。吹笛人回赠给他一条大红毛毯，又请他再画一幅。孟端觉着这人也太贪婪了，一打听，这才知道那人是个大老板。孟端一气之下，不但把毛毯退回，连那幅《石竹图》也索回毁掉了。有朋友们劝他不必太意气用事，孟端说：“大丈夫生长人世，应当有一点骨气，懂得自己的身价。”
我觉得这个人说出了一种因果，一个人懂得自身的价值，人的价值，才可能有骨气;而一个人有了骨气，则会更懂得并且珍视自身的价值，人的价值。——这是互为因果的。
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又实在不想提到——明儒之中最有骨气的“骨鲠之士”方孝孺。
读明史，不读方孝孺传，就不可能真正读懂明史，甚至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史。此人是出自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宋濂先生门下，人是绝顶聪明的，六岁能诗，十三岁作文，千言立就。他也是那种最能坐冷板凳的人，“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而他的信仰，无疑也是体制内最正统的一种信仰，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十五年(1382)他应征至京(明都南京)，朱元璋赐宴之时，故意叫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据说，朱元璋当时便有让此人“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并“厚礼遣回乡”。但奇怪的是，此人在朱元璋时代却一直未能得到重用，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他才于建文初年任翰林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文胆。而这个建文帝却是一个命定的短命皇帝，他一即位，燕王朱棣就以“靖难”为名发动叛乱，在明朝这场短暂的“南北战争”中，朝廷讨伐叛贼朱棣的“诏檄皆出其手”——方孝孺之手，以口诛笔伐，而远胜于铁马金戈，据说那檄文竟连被讨伐的朱棣都连声叫绝。等到朱棣攻陷南京，建文帝失踪，方孝孺成了朱棣的俘虏，但朱棣没杀他，没杀他据说是朱棣手下的重要谋士姚广孝曾劝说朱棣，那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卖了这个人情。但我暗自猜测，朱棣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要杀他，留着这样一个大文人，实在还有大文章可做，这第一篇大文章就是叫方孝孺用那枝写过无数讨伐自己檄文的笔杆子，为自己起草登基诏书。这无疑有一种戏剧性效果，而大凡皇帝都是爱演戏也爱看戏的。
文人要扮演的角色真是太奇妙了，想当年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何其慷慨激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当武则天读到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她惊问这是谁的手笔，有人说是骆宾王，她喊叫起来：“宰相安得失此人?”——这其中实在大有意味，武则天并未被这样一篇气吞山河的檄文所吓倒，而令她吃惊的也不是这篇檄文的力量，而是这个文人的才华，这才是她充满了渴望的，她的帝国需要这样的才子。悲乎?幸乎?我觉得这是天下文人最大的悲哀，你那文章从来就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力量，而作为文人你永远都只有被权势者所利用的价值。几个月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后来当了衡山僧，总之武则天是再也没有找到他了，从此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悬念。没想到过了数百年，历史留下的这个尾巴，又交给了方孝孺和朱棣来续写出答案。
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却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掷笔于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看见他不怕死，冷笑道：“汝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答：“便十族奈我何!”那好，朱棣就当着你的面灭你十族。所谓十族，除了方孝孺九族之内的亲人，还有他的学生朋友，总计有八百七十三人，这些人全被当着方孝孺的面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而此时方孝孺的痛苦也如千刀万剐，千刀万剐了八百七十三次。当他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方孝孺泪如雨下。方孝友无疑也是一位“骨鲠之士”，赴死时还从容吟诗一首以劝其兄：“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方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灭了方孝孺十族，朱棣犹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用刀切开，血淋淋地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他是最后一个死的。八百七十三人杀完，才轮到方孝孺，他是第八百七十四个。他被千刀万剐之后，连骨骸也被拆散。你不是最有骨气么，那好，不但让你死无完尸，还要让你死无完骨!还不准为他收尸。但朱棣没有想到，如此的残暴，却还是有人不被吓到，方孝孺的两个门人冒险捡其遗骸，他们是一对兄弟，结果，这兄弟俩也因此丢了性命。有一个叫马子同的人，又冒死收其残骸，投于一井中，后人称此井为义井。而对于残暴的统治者来说，光千刀万剐还不够，不光要拆其骨，还要灭其魂，文人魂不是别的，是其著述。方孝孺的著作一律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方孝孺书者皆为死罪，但仍有人冒死藏之，得使方孝孺的文章传世。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也是文人的骨头和王权斧钺之间发生的最登峰造极的一次血腥对抗，两者都成了历史的两极，它考验了文人的骨头最终所能承受的极限，也凸显了专制者的血腥与残忍可以达到怎样的极限。
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这样去和一个拥有整个天下的人去争斗，值得吗?
对于方孝孺，其实早在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颇有微词：“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大意是说，朱棣这场大规模的血腥杀戮，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如果方孝孺没有激怒朱棣，这样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这完全是为残忍的独裁者辩护的，钱某回避了专制者歇斯底里的本性，对朱棣这样的权力和人性都已经没有边界、没有底线的暴君，他随时都可以杀人，想杀谁就杀谁，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他的权力、阻止他的犯罪，除非他自己有良心发现。而对独裁者的所谓良心，你永远不要心存丝毫幻想。倒是，在后来官修的史书中，对方孝孺一直给以正面评价为主，认为方孝孺之所为乃事关皇位大统和黎庶福祉，他的死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维护道统。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接近本质也站得很有高度的一个看法。方孝孺的骨气，或气节，无疑是以对正统体制的忠诚完成的。而这样的忠诚，有时候又是体制特别需要的，事实上，方孝孺案在明仁宗时就开始昭雪，诏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时又予以彻底平反，这已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这样的平反昭雪并非针对于方孝孺这个具体的人，这种来得太迟的平反对方孝孺以及那些无辜遭受杀戮者也毫无意义，说到底，这是一个王朝为了体制内的道统、为了自家的江山。几百年来，后人对方孝孺的评价是极高的。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连郭沫若也说他“骨鲠千秋”。
方孝孺尝谓：“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
这是大实话。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的有才智的、投机钻营的聪明文人，太少了方孝孺这样有气节的文人。但如果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方孝孺的世界，圆周其实很小，他精神内核的半径极其有限。他无疑是从屈原的骨子里走出来的，但屈原对民生疾苦的那种大悲悯和大关怀，却并未体现在他身上。在方孝孺之后，中国文人中更加巩固了那种恪守和捍卫体制正统性和既定秩序的所谓气节，一种变态的文化人格。
五
今贤当中，鲁迅的骨头无疑是最硬的。数千年来的中国文人，有誓死捍卫体制者，有自觉走出体制者，但极少有反体制的。五千年，中国出了一个鲁迅。
关于先生，其实不必我在此饶舌，饶舌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自己。
鲁迅生逢一个大转型而又危机四伏的乱世，而这样的时代也是大智者、大圣哲诞生的时代。尤其当一个民族遭受到百余年来的失败和耻辱，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骨气和脊梁。先生身材矮小，一生羸弱多病，这或许让他更能感到自身只是一个渺小卑微的存在，这种独特与切身的感受，或许也让他更急于找到让一个羸弱的民族得以强壮起来的东西。很多人都把鲁迅看做一个绝望的反抗者和旧世界的摧毁者，但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建设者，一个伟大民族精神的重构者，而他本人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来作为一个民族不屈的象征。
鲁迅无疑也是从体制内(旧营垒)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在民国元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进入民国政府教育部，协助他推行新的教育主张。鲁迅其实很现实，为了饭碗，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在蔡元培被排挤出局后他一直留任。然而他是有底线的，在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之后，许多当初的新文化人士早已露出姿色褪尽的扁平脸孔，虽未公开投降，但已私下缴械，只有鲁迅仍旧坚决地捍卫着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这也正是很多人一直想要淡化的真正的鲁迅精神。当张勋复辟时，许多新式文人早已精神疲惫，鲁迅却以辞职表达抗议。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学潮和次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也就是先生所说的民元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面对杀戮和被杀戮者的斑斑血迹，许多人连眼睛也未曾睁开过，而作为一个还在体制内的官员，鲁迅的处境是非常严酷的，然而他却在睁开眼睛看，他的眼睛闪烁出穿透黑暗的光亮，他无疑是那种“满心杀意而手无寸铁的”战士，他也只能用自己的眼睛来昭示他看到的一切真实，用他的硬骨头来对付这可疑、可怖的一切黑暗。
对鲁迅进行一次精神清理是必要的。鲁迅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这种体制是我们五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这种骨气也是我们五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读他的文字，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他对处于弱势的群体、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一种天性的同情，为此，他一生坚持自己的民主启蒙的信仰。鲁迅的思想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人们想象得太复杂。他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的人，而他的核心价值——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一种最决绝的精神，一直到死都未改变过。在被各种势力逼得走出体制之后，左翼人士攻击他是“双重的反革命”，执政者通令禁毁他的著作，通缉他，——这个通缉令一直到鲁迅逝世都没有撤销。直到鲁迅逝世前不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鲁迅一个旧日的学生与他联系，说是可以解除通缉令，但希望“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却被鲁迅坚决拒绝：“……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这样的通缉，也只能是通缉者对自己的的嘲弄和羞辱。
没有人格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骨气，更不可能有灵魂的骨头。先生作为文学家的伟大意义也许并非他的某个作品特别突出，而是他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改写数千年来的中国文本的既定程式。他创造了杂文，这种犀利的文字总是在瞬间就能进入我们的内心，也犀利地解剖着我们的内心。他无疑是尖锐的，但他又有古来中国大儒的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世界观里，失败与失意才是生活的常态，但反过来看，正因为人生有缺憾，人既不会自命不凡，也不会超然物外，而会是带着永远的滚烫的血肉去关注这个世界，去改变和重构这个世界。
一个有骨气的人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生前可能是一个谁都忌恨的人，一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灵魂是需要独处的。而一瞑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谁都想要利用的人，一个最受尊崇的人。如果他在生前就受到了这样的尊崇，那是极端危险的，我不记得是谁说过，多少文人戴着桂冠，却随时可能同脑袋一起摘除。——鲁迅是一生是在两面夹攻的重围之中度过的，他孑然一身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理想，欲“致人性于完全”，以冷峻的人格和犀利的笔锋，横扫寂灭人性的“老社会”，无论怎样的威逼与利诱，都摧折不了这位瘦弱多病的自由知识分子那种超拔高贵的骨气。连毛泽东也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在一种体制还没建立之前，鲁迅这样的硬骨头是很容易被反抗者推崇的，当反抗者一旦建立了自己的体制，其实又很害怕这样的硬骨头。“如果鲁迅活着”的假设，这里就不必重复了。一个人的早逝，也未必不是一种大幸。
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鲁迅这样令人敬仰的硬骨头，还有陈独秀、瞿秋白、胡适、陈寅恪、梁漱溟、顾准、林昭、张志新……这无数灵魂的骨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这些人就不用多说了，有这样一些人的中国才是中国。
于是我觉得，鲁迅是永生的，他将是一个在最需要他的时代不断复活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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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 22: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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