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农民难道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吗？那些歧视性的政策应该被历史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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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三农”问题已经逐步成为学界、媒体热议的问题。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全国迄今依然有9亿农民，这一中国数量最为庞大的人群和所有其他的人群一样，都作为国家的公民生活在同样的土地上，为什么要忽视、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诉求以及他们的声音呢？昨天，第三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

发展论坛”在武汉圆满落幕。自2005年9月举办该论坛以来，论坛的每一次议题都是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从减免农业税到农民组织，再到今年的农民权益保护。更为可喜的是，会议虽然有一些知名的学者参加，但来自底层的农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种声音正在成为论坛的主流。
在传统的话语格局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诸如“为人民服务”、“为农民说话”这样的语句，但事实上，“为人民服务”可能演变成“未经人民授权而管理、约束乃至代表人民”；“为农民说话”可能异化为为自己利益主张，因为如果农民没有授权给你，你怎么就知道你的想法一定代表农民的想法，你的主张就一定符合农民的利益？这些年来，农民的声音被屏蔽得十分严重，至少在民意机构里、代议机关里，他们的声音还非常微弱，几近于无。比如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里居然没有一名真正的农民，农业界别里几乎清一色的是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而在人大，那些贴有农民或农民工标签的代表，很多是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甚至一些官员也会在一些场合声称自己是农民，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但是，为什么不让农民来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让他们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前几天，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代表农民工何必一定要农民工》，提出农民工履行政治职责，可能需要一些训练，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农民工代表身上等等。文章用意很好，希望农民工的利益能得到切实的维护，也表达了对农民工代表只是做秀的担忧。但是，任何事情总有一个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农民工代表身上没有用，寄托在非农民工代表身上是否就会管用？这些年来，在农民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在减免农业税之后，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农村土地冲突，在城市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面对农民工在城市里的辛劳和薄酬，农民的权益该如何得到保障？
当然，非农民工可以为农民工利益而主张，但这个非农民工如果是在代议机关，就应该是经农民工真实选举出来的代表，只有这样，农民工的表达权、参与权才能得到保证。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民、农民工的自我表达权已经很充分的问题，而是依然十分微弱的问题。代议机关的农民工代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各种涉农会议也好，媒体也罢，农民的身影出现得还不算多。他们总是“被代表”、“被别人替他们说话”，却总是难以找到自我主张、自我表达的有效路径。
这就是现实。这也是“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所以受农民关注、之所以受公众关注、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的理由。发出底层农民的声音，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按照这样的建议，在以后的人大代表席上，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将从微弱少数成为重要力量。因此，他们的声音不应被忽视，他们的主张不应被漠视。在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来自底层的声音弥足珍贵，保护农民权益，首要的就是让底层的声音找到表达和传播的渠道。没有起码的表达权，农民连主张都无人听取，保护农民的权益岂非奢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权益即使时有假象迷惑于眼，也是无法长久的。
发出底层农民的声音，这便是保护农民权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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