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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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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7 10:4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韩友文 于 2010-3-17 10:58 编辑

民主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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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北京部分党报最近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不但老百姓耳目一新,海外媒体也为之震惊,被视为北京政治风向重要指标,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

俞可平这篇文章,原为闫健编写、去年十月出版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的序言。去年十月廿三日,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登载该文,同时又经《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并在日前由中央党校的《学习日报》转载,终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使俞可平顿时令人刮目相看。

会受到海内外重视,不仅因俞可平深刻论述民主,更因他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高位,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竟然如此敢言。当然,更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央高层在发出某种信号?

原文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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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7 10:55: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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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3-17 11:22:14 | 显示全部楼层

俞可平再论“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地方政府创新奖负责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也因此有中国共产党“文胆”之誉。2008年8月中旬,在几番联系之后,这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民主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
: 纵观共和国的60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凡是比较民主的时期,国内形势都要好一些;凡是民主受到压制甚至严重破坏的时候,国家和民族就面临倒退乃至灾难?

俞可平:经历过共和国不同阶段的人,多数都有这样的感觉: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很好,大家觉得心情比较舒畅,思想相对活跃。从统计数据看,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而这两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健康,民主的氛围较浓。

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社会爆发内乱,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而从反右开始,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发展进程被中断。所有这些,都与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开始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的间隔长达28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停止了运行,从1966年7月到1975年1月这8年多时间中,全国人大没有开过一次正常的会议,也没有审议通过任何一部法律。

因此,从新中国60年政治发展的实践看,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一旦中断或遭受破坏,国家和民族就会经受困难,甚至招致灾难。“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也这样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中国新闻周刊: 60年来,共和国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灾难又是什么?在这个时期,民主的变化情况是怎样的?

俞可平:我认为建国60年来最大的进步,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形成一种中国的发展模式。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主法治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进步。

最大的灾难呢,当然是10年“文革”的全面内乱,经济损失数千亿,国家现代化错过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文攻武卫”又使至少数百万干部群众死于非命。还有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困难”,据最保守的一个估计,这三年期间全国至少饿死了1000万人。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使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被“错划的”(除了不到100人之外,其余“右派分子”先后都被“平反),他们被剥夺了正常的公民权利。从这些巨大的民族灾难中,我们今天可以吸取很多惨痛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休戚相关。民主法治破坏了,民生必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教训要永远记住。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与法治之间,在60年的历史中有无冲突?两者是何种关系?

俞可平:“法制”的重点在于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法治”除了强调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外,更强调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因此,传统中国有法制,但绝无法治,因为法律之上总有一个皇帝在那里。

从根本上说,法治与民主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有极个别的人说,中国只要法治不要民主。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教授还是博士,要么是对人类政治发展史的极端无知,要么是对国家的极不负责。民主最早从公元前5世纪就出现了,但在漫长的人类政治史上,它一直不被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作“好东西”,直到近代以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最终在当代成为世界历史潮流。民主从原先的“坏东西”变成“好东西”,从城邦国家发展到民族国家,从特殊政体变为常规政体,从西方文明变成世界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的推行。民主只有与法治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东西”,反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实行真正的法治。

你可以发现,真正倡导法治的有远见的法学家,一般都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例如不久前去世的我国法学泰斗韩德培先生在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时这样说:“说到实质意义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国而言法治,当不能不以各方面所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为其精髓,为其灵魂。我们诚然需要一个“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的法治国家,但我们更需要一个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真谛,简单说,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让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违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执法相绳,使政府赔偿损害,或使政府的负责者不得不挂冠下台。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也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彻底的实施”。从另一方面看,凡是真正推动民主政治的人,一般都是法治的坚决拥有者。

中国新闻周刊: 你说过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万能药,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俞可平:我们经常说,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具体地说,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制度安排。民主当然不是万能药,其实,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权力的产生和制约,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欢和认可的官员选拔出来,授予他们以管理国家的权力,然后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民主维护和保障人们的政治权益,但不能直接增加人们的经济权益。比如说,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主要是靠经济制度来实现的。民主只能起间接作用,而没有直接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需要推动而不是禅让,60年来最成功的民主推动是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抑或党的八大?

俞可平:民主涉及到权力的分配,通常需要有强大的推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建国后,民主政治有波折,但总的说来在向前推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民主政治的速度大大加快。这里面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政治需求的增加,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全球化的冲击,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在动力。如果要说外部动力,改革开放应当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强劲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 民主的背景下,是否会产生暴政?

俞可平:民主如果没有法治的有效配合,就有可能产生暴政。“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地方和部门,运用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对一些干部群众进行非法关押、拘禁、抄家、迫害、折磨,直至剥夺生命,其实就是一种局部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民主”,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民主,恐怕现在还有极个别的人对这种“大民主”有所留恋。但是,它彻底践踏法治,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它最后变成了“法西斯专政”。这种“大民主”不仅不要法治,而且也不要正常的民主制度。

例如,民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选举,但“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否定选举。196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这样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革命委员会“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它“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从“文化大革命”所谓“大民主”的惨痛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法治,没有选举,这样的“民主”就难免产生暴政。

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发展民生代替民主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正确?

俞可平:民主与民生两者处于不同的领域,民主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民生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我们不仅要努力改善民生,即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也要努力促进民主,即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消除官员的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民生与民主都是人们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对于国家来说,民生和民主都是我们的目标,是人民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既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也不能以民主代替民生。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就包含了既要民生又要民主的内容。以民生代替民主,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科学发展,也包含了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内容。所有这些都表明,党和国家一直把民生和民主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然,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目前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任务往往显得更加突出。                    
             本刊记者/杨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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