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么?
与两个多月前2009年度国家教学名师评选被曝出90%名师有各种官衔,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闻相比,舆论对于8成新当选院士是官员,已经显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对于荣誉性的教学名师头衔,官员都不愿意放弃,更何况这个传说中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学术最高点”的院士头衔,那自然是在学校与学术机构工作的官员们最大的梦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员们有这样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
曾经有一个专家给我描述这样一条路径:一个学识很一般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想办法谋得了某校系主任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利用手法,让系里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愿地在发表文章、申请课题时、申报奖项时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两年期间,他可发表数十篇论文、撰写几本专著、获得多项课题,并取得多项大奖,利用这些“成果”,他再谋得院长职位,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鱼得水……转眼十几年,即成就为院士。
士。 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现实之中,确实也有人这么做着。只要当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学术积累,不出意外,这个人会很快成为“学术明星”,进而成为学术大腕。 官出院士,这甚至是当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体系的必然。当学术权和行政权纠缠在一起之后,高校和学术机构内产生一个新的集学术与官员为一体,比学者、官员威力强大数倍的“学官”群体。何谓“学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学术界的官员,而是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这样一种人物。举例来说,某个政府部门官员,被任命为高校领导后,不出一个月,这位官员会被评为大学的教授;再接着一个月,这个官员接受采访时,会被媒体誉为教育家;半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已发表几篇论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编的图书;期间,还有可能被改选、增补为某个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之类。也就是说,在不到半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可在大学之内摇身变为副部长级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以至著名企业家。 这种官出教育家、学者、院士的必然,同时也孕育另一种必然,教育质量必然下滑,学术风气必然败坏。近年来,高校已经意识到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的严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构思分离机制,但在构思或实践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始终未被触及,即从利益回避出发,一旦某个学者担任学校领导岗位,将不得再从事学术,学术和行政必须两选一,而不得均沾。这是
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现实之中,确实也有人这么做着。只要当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学术积累,不出意外,这个人会很快成为“学术明星”,进而成为学术大腕。
官出院士,这甚至是当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体系的必然。当学术权和行政权纠缠在一起之后,高校和学术机构内产生一个新的集学术与官员为一体,比学者、官员威力强大数倍的“学官”群体。何谓“学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学术界的官员,而是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这样一种人物。举例来说,某个政府部门官员,被任命为高校领导后,不出一个月,这位官员会被评为大学的教授;再接着一个月,这个官员接受采访时,会被媒体誉为教育家;半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已发表几篇论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编的图书;期间,还有可能被改选、增补为某个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之类。也就是说,在不到半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可在大学之内摇身变为副部长级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以至著名企业家。
这种官出教育家、学者、院士的必然,同时也孕育另一种必然,教育质量必然下滑,学术风气必然败坏。近年来,高校已经意识到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的严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构思分离机制,但在构思或实践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始终未被触及,即从利益回避出发,一旦某个学者担任学校领导岗位,将不得再从事学术,学术和行政必须两选一,而不得均沾。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与两个多月前2009年度国家教学名师评选被曝出90%名师有各种官衔,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闻相比,舆论对于8成新当选院士是官员,已经显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对于荣誉性的教学名师头衔,官员都不愿意放弃,更何况这个传说中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学术最高点”的院士头衔,那自然是在学校与学术机构工作的官员们最大的梦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员们有这样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 曾经有一个专家给我描述这样一条路径:一个学识很一般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想办法谋得了某校系主任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利用手法,让系里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愿地在发表文章、申请课题时、申报奖项时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两年期间,他可发表数十篇论文、撰写几本专著、获得多项课题,并取得多项大奖,利用这些“成果”,他再谋得院长职位,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鱼得水……转眼十几年,即成就为院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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