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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5 21: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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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借古喻今。
这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方法,《春秋经》当中就比比皆是。古人以更为远古的政治实例来比喻当前政治问题,以论证当前措施的正确与否。古代政治是经验指导下的政治而不是理论指导下的政治,那时还没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前人的政治实践几乎是唯一的政治知识渊源,当时的人们引用远古的政治实例和后来的人们翻开经典著作、引用某位理论家的某段话的作用是一样的。常常有人据此认为古人有复古守旧倾向,有时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客观而论,古代政治双方大都是如此,和现代政治双方大都常常引经据典差不多。这一时期借古喻今的基本倾向可谓以古证今,作为手段是中性的、常用的、通用的。
当然,谈论现实政治总是有一定风险。郑国的子产执政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提议摧毁人们议论朝政的乡校,但还不是杀头。秦始皇称帝后实行集权专制统治,这种风险急剧增大,议论朝政就可能掉脑袋了。这时,借古喻今才开始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并且很快就变得非常主要、使用非常频繁,人们既以此规避政治风险、又以此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不过,那些宽袍大袖、风度翩然、任意指点江山的士人们刚刚从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中走过来,还不知道集权专制的厉害。不许论今,难道还不许说古吗?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之一,带着不满情绪运用起来,可能也非常放肆,类似当着和尚骂秃头的事情可能很多。秦始皇没有办法对付,干脆规定一条:以古非今者族。这一规定的政治倾向很明白,是不许以古非今,以古是今还是允许的,其实是提倡的、鼓励的。可这时的士人们有个怪毛病,或者说有点逆反心理,你想让以古是今,偏不;你不许以古非今,偏要。于是,以言入罪就此开始,实质是以统治者对言论的任意解读入罪。我认为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这样做看起来很不合理,可完全由士人们自己解读也未见得就很是合理。其中有个解读权问题,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不好办的是,由于解读的具体工作量很大,统治者只能层层委托,层层委托就必然导致解读水平参差不齐、逐级下降,必然导致解读变成心理猜测、牵强附会、吹毛求疵、望风捕影、无中生有,必然导致大量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以古非今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君主社会历史上独居特色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借古喻今的基本倾向可谓真假难辨的以古非今。
这便是借古喻今的两种倾向:以古证今;以古非今。
借古喻今直接从古代政治实践中汲取政治营养,未见得比直接从政治理论中汲取政治营养差多少。理论也无非是来自过去的政治实践,再加一些逻辑推断、愿望、理想,是别人消化好的甚至可能是某个胆大妄为之徒的胡思乱想,长处在系统,短处在间接。经验也是来自过去的政治实践,需要自己消化甚至需要某个胆大妄为之徒自己杜撰,长处在直接,短处在零乱。两相比较,各有长短。
但是,借古喻今在实际运用中会向两个方向发展,成为片面的以古是今或片面地以古非今,问题就出来了。
哲学家认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人世间又哪能有完全相同的社会现象呢?历史和现实本来存在客观距离,以功利的态度、急功近利地把前人硬拉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做帮手的时候,双方都不免会重新梳妆打扮某些历史现象。需要证明相似的现实正确的时候,就把相似的历史打扮成美丽动人的西施,令人不由倾心追求;需要证明相似的现实谬误的时候,就把相似的历史打扮成丑陋吓人的东施,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每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都可能有充分的理由,都可能只是一点点。一点点夸大或是缩小,一点点突出或是忽略,一点点强化或是淡化,一点点抹黑或是抹红,一点点杜撰或是否认,一点点无中生有或是彻底抹去。这每一点点,对于浩瀚历史的整体真实性,可能真的无碍大局,更未见得有多少人是蓄意篡改历史。但集中起来,就会导致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合成谬误,就会使得某些历史事实、甚至某段历史时期远离了本来面目。由于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有的改动又几乎都未标明,后人往往很难注意。于是,当后人以史为鉴的时候,这面镜子的某些部位已经类似哈哈镜。
这样一来,现实政治中的极端化倾向,就有意无意地对历史作了极端化的改造。于是,我们不仅在讨论现实政治的时候频频出现激烈冲突,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甚至也发生掴耳光一类肢体冲突。
对历史的两个极端改造,不仅在两个方向上强暴了前人,而且在两个方向上远离了历史真实,弄得历史和现实两不像、都看不清楚,只是浪费了社会资源。还是清人魏源那句话概括得好:“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
笔者声明不搞借古喻今或借今喻古、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将古作今或将今作古那一套老把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上的肺腑之言。
笔者努力的目标是从政治技术层面、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历史现象的直接因果关系入手,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客观过程、提供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如何借鉴历史经验,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一个社会,不能人人都把自己当成多面手、全把式,那可能是国家和民族之一大不幸。
关心国家大事自然应该,但最好是关心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自己专业内的事情、自己比较了解的事情。不然,极可能只是满腔热情地被别人忽悠、奋不顾身地给别人当枪、一丝不苟地替别人数钱,还以为自己一直很自觉,还以为那些钱全是自己的。
二是关于历史的整体把握。
上次曾经说到: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分段研究”方法如果不是唯一可行的、也是确实可行的。但也有短处,如同分段研究黄河,结果必然是一段东、一段西、一段不东不西,一段清、一段浊、一段不清不浊,还必须有整体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整体。但也仅仅是可能,做了整体考察的工作,并不一定就能够有正确的整体把握。
后来想想,感觉还是钱穆先生说得更妥贴:“要先专精某一断代,然后来看通史,在这一基础上重新认识此段历史,续而再挑某一断代大下力气,回来再看通史,这样一段一段延展开来,最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
这样做自然极辛苦。但除此之外,可能别无他途,甚至可能误入歧途。
笔者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既不是从君主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也不是从农民起义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更不是从任何一种欧洲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而是努力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从有利于中国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看中国历史。
这样一份工作,绝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完全顾及,遗漏、错失在所难免;所以,真诚欢迎指教、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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