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独裁，儒家执政(ZT)

矮子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的一天，身在塞外的皇帝朱厚照给京城的朝臣们下了一道圣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与几十年不停骚扰边境的蒙古人作战。这道圣旨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也没有人知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底是谁。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臣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而朱寿就是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几天之后，圣旨再次来到。皇帝认为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皇帝本人）“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于是在这道谕旨中加封其为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他发放岁支米五千石的俸禄。


这种不伦不类的圣旨让群臣哭笑不得，但这不过是明朝正德皇帝一生荒唐行为的一件而已。正德皇帝登基时15岁，死时不过31岁，在他不算很短的任期内，他一直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皇帝。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作岗位上，正德皇帝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消极怠工，隔三差五地和他的大臣们胡闹一下。


难道他傻吗？他不知道皇帝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吗？错了，正德皇帝并不傻，相反，他智商很高，精力充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皇帝胡闹成性呢？


因为他要发泄他的不满。


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旨意无论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须恪谨遵守，无人胆敢稍加违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语道尽皇帝的权威。为了取得这个位置，无数英雄豪杰铤而走险，无数人在战乱中失去生命，无数亲友反目成仇，勾心斗角。做皇帝也有不满的时候吗？


这得从头说起。我们知道，肉身凡胎的皇帝当然并不是万能之主。在依靠武力建立或夺取政权之后，帝王和他的后继者，以及他的家族将要面对的已经不是区区几个竞争对手，而是天下万千子民，要将他们统治得十分服贴，凭借一己之力自然无法做到。因此，从始皇帝起，便开始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思想，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以图江山永固。但是，煊赫一时的法家学说（秦始皇以此得天下）和黄老之术都难以胜任治理天下的重任，秦朝的失败和初汉的政治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汉武帝时，历史到了作出决断的关口。他放眼四望，想在林林总总的百家学说之中，寻找真正能够帮助自己长久维护统治的主导思想和政治力量。通过比较，最终他选择了儒家。于是，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选择。儒家入选固然因为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会感召力，这一点上文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得力于儒生集团自觉地改造了儒家学说，构造了一套符合帝王需要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不是被动的被选择，而是主动投向帝王的怀抱；儒家成为专制时代的正统思想，是帝王和儒生集团以利益互惠为目的合作和妥协。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终生奔波，历尽坎坷，无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使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是，他老人家颠沛流离14年，历尽坎坷屈辱而未能如愿，亚圣孟子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遗憾。由于儒家学说的先进性，儒家思想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儒生集团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孔孟的失败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实迫使儒家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汉朝初年，叔孙通通过帮高祖制礼仪揭开了儒家向权力低头，通过为帝王服务谋求发展的第一步。后来，董仲舒苦心孤诣，对早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构造起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宣称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帝王则是上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并秉承天意统治天下，不但把帝王捧为神圣，还明确国家主权归皇帝所有，赋予皇帝人世间绝对的统治权威。此外，董仲舒还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一切，正是帝王梦寐以求的。与董仲舒充分交流后，汉武帝心领神会，随即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立为官方哲学，任命儒士为丞相，选拔儒生充实各级政府，允诺儒家集团构建为皇家服务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得到主权，神圣光环，长治久安的可能，还有充分的安逸与享乐；儒生集团取得了皇权的代理权——执政权，崇高的声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现实利益。皇帝作出的妥协是接受儒家理论，同意把自己纳入儒家体系，出让治权；儒生集团作出的妥协是出卖了部分原则，承认皇帝绝对权威和不可侵犯的神性并承诺臣服皇帝，帮助皇帝维护统治，承担管理天下的责任。至此，儒生集团与帝王达成协议，交易圆满成功。这笔交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儒家最成功的一笔交易，通过这笔交易，儒家在党派林立（百家争鸣）环境中得以脱颖而出，彻底取得优势地位。


皇帝和儒家达成共识，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另外就是他们这种协议缺乏明确的条文，权力的划分极为模糊，这固然为利益的冲突提供了缓冲的余地，但也使得君臣之间的这种协议隐含着种种矛盾。按照儒家的设计，皇帝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独裁权——可以将天下都视为一己之私，这就是使儒家集团在与皇帝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被动的地位。历史上，能力超强和精力过剩的君主，特别是各朝的开国君主，总是借助这一条款，变相侵凌儒家集团的治权，这一点具体体现为君权与相权之争。虽然这份中国史上最大的协议是汉武帝签署的，但他并不太尊重相权，他在位五十四年，用了13位丞相，其中有3个自杀，3个被杀。王莽篡汉成功引起了后世皇帝的高度警觉，东汉光武帝时，以三公平分相权，后来设置尚书台渐渐取代丞相决策国事，使丞相负责的外朝沦为执行机构，但可悲的是，尚书台的长官也是儒家人物，并渐渐有了宰相之实。隋文帝、唐太宗都变着法侵夺相权，在中央采用三省六部制，扩充了宰相的人数，取消了像西汉那样位高权重的独相，以此制约相权，强化皇权。最过分的人是朱元璋，他干脆取消了丞相职位，把治权也抓在手里，皇帝丞相一肩挑，真是超级强人。这些人物，无不借助独裁条款，尽可能加强皇权，弱化相权。他们个个雄才大略，能力超拔，有能力掌控巨大的权力，也有能力玩转百官，但是，他们的后代绝大部分缺乏他们的强悍的雄心，能力更不能与他们相比，甚至连体力也跟不上。承平日久，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柔弱帝王既无力掌控大权和百官，也厌倦了千头万绪的国事，权力不可避免地落入儒家官僚集团手里。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拥有协议赋予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我们还是经常看到皇帝随心所欲地诛杀、贬斥、羞辱百官，甚至是百官之首的宰相，而合作一方的儒家集团却无法反抗和制约。


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在与皇帝的关系中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儒家把皇帝本身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得到皇帝的认可），使之成为统治思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为儒家制约皇帝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儒家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另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在儒家的观念中，皇帝更重要的是他的象征作用。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繁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其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皇帝是社会秩序宝塔上的宝顶，装饰作用变成了它的主要功能。一旦皇帝违背儒家信条，如仁和礼的时候，或者妨碍其执政的时候，为了维护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利益，这群儒家执政者们总是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进行维护，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迫使皇帝屈从。


秦始皇创建空前的大帝国之后，君臣就如何治理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点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在第一个问题上，秦汉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并基本明确了君权相权的划分；在地方置郡县，按一定制度和程序选拔郡守县令代天子牧民，并详细规定了地方官的权利与义务。由此，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关政治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法律和程序上保证了百官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和效忠义务，同时也保证了官僚集团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虽然这是文官集团与皇帝协议的组成部分。但是，依据这种独立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用来制约皇帝。汉承秦制，官僚机构被儒家掌控，儒家便用这套制度的某些原则来维护国家或者儒家集团的利益。



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有一次驾临尚书省，要求“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却拒绝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不称职，大可以将我罢免；但这些东西并不是陛下应该看的。”结果，明帝灰头土脸地“回车而返”。又比如唐太宗有一次问负责修撰起居注的褚遂良：“起居注这东西，皇帝可以看么？”太宗的意思很明显，但是褚遂良回答：“我从没有听说过君主可以看起居注的。”太宗又问：“如果我有不好的行为，你也会记下来？”回答是：“您做了什么，我就记什么，这可是我的职责所在。”陈矫和褚遂良依据皇帝认可的惯例（传统）和皇帝明确的官员职责（法定），来对抗皇帝的独裁，皇帝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劝说汉武帝设立太学，选拔五经博士教授弟子，这既为国家培养了后备官员，也为儒家集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设置之初，太学只有博士弟子50余名，但到了西汉末年，太学已有校舍万区，太学生多大一万多人。东汉时，太学生更是达到三万余人，形成一股势力巨大的力量。经过南北朝的动荡，到了隋唐，国家官员选拔实施科举制，所考科目多为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家势力进一步扩大。朱元璋得天下后，更是规定八股取士，所考内容限定为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至此，能够在帝国做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家信徒，儒家势力彻底垄断了国家行政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几乎掌握了所有的重要职位，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为了集体的信念和利益，他们完全可以对皇帝或强加规劝，或消极对抗，迫使皇帝接受他们的意见。因为皇帝要靠他们治理国家，离不开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向他们让步。


更有意思的是，儒家把皇帝本人也纳入儒家的体系之中，用繁琐的礼仪对皇帝进行包装，这既是对皇帝神圣化的需要，但同时也在某中程度上把皇帝变成一种摆设。按礼仪的要求，皇帝必须按照早已经安排好的日程进行演出，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梳洗穿戴完好，到通明宫吃早餐，然后回到寝宫，换上正式的朝服早朝。早朝之后，便是每天两个小时的学习。午餐之后，要习字，接着便要练习批阅奏折，一直到吃晚饭。晚八点钟后，他就得回宫睡觉了。第二天又开始同样的生活，周而复始，一样的程序，一样的内容。当然，自己所能做的还有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祭太庙、祭社稷，还有祀天神、神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等等，以及谒陵、册封、封赏，等等等等。如何进行这些工作，也全部都是规定好的。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而一旦皇帝势力弱小，便有完全被儒家官僚集团完全架空的可能。这一点在明神宗朝张居正执政时最为明显。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成为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神宗徒有帝王之名，完全成为例行各种公事的摆设。张居正针对国家日益窘迫的财政问题，大刀阔斧地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甚至将改革进行到皇帝头上。他要求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作为皇家伙食费，张居正据理力争，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一旦哪个地方有水旱灾害，或者疆场来场意外什么的，该向谁要钱去？因此，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这种情形直到张居正死去之后才得到改变。

    前文所讲的朱厚照是皇帝中另类，他的笑话是皇帝与儒家集团矛盾集中而精彩的体现。作为皇帝，此人极想大大地表现一番，但没有驾驭群臣的城府和心计，也没有革弊求治的愿望与智慧；作为帝国的装饰，他又不满被儒家摆布的命运，想展示其作为帝王的威权和自己的才华。于是，便选择用极端的胡闹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江山不是我们朱家的吗？皇帝不是最大吗？凭什么要听这一班儒生的？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胡闹。从边塞回来之后，朱厚照决定到南方巡游一次。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跪在宫中进行请愿。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不得不派太监宣谕，称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得胜后，又屡上谏书，其规模之大，言辞之激烈，均为前所未有，甚至有人说皇帝“自取覆亡为天下笑”。皇帝勃然大怒，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逮捕，严刑拷打；其余107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无门前罚跪5天，每天由凌晨5点跪到下午7点，一整天滴水不进。2天后，33名为这些官员鸣冤的大臣同样被投进监牢。5天后，朱厚照将这群文官们当众扒下裤子，每人痛责50棍。一时之间血肉横飞，哭喊连天。当场有2人毙于杖下，后又有11人不治而亡，有更多的人终身残疾。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惩罚文官事件。之后，正德皇帝同意取消南巡计划，但是最后却只是将原定于春天的这个计划推迟到了秋天。南巡回来半年，正德皇帝就病死了。


正德皇帝和身为孔孟之徒的文官们的斗争，从外表看，似乎是前者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仅仅是一时的。很明显，皇帝的一意孤行葬送了其做一个尽职皇帝的前途，大失民心，并且给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身为执政者的儒家士大夫们，尽管牺牲了其中一部分人，但是却赢得了整个集团在道义上的胜利，从而取得了更多执政方面的优势。


不管与皇帝之间存在多少的龃龉与冲突，但合作是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儒家集团逐渐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于是，我们看到，从西汉开始直到清朝灭亡，儒家取得的治权一直没有丧失。能把“一党”执政的地位维持两千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这奇迹源于儒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手段。

立佳

很有欣赏价值，总结的很细致啊

孟俊英

明朝的历史是儒家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其走向没落的开始

tom147145111

明朝的那些事儿？

kkl301

儒法并济，国家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panjianwen1982

董仲舒的天子定义可真是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