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策2009之本土企业：反思与超越

溢花飞雪

如果从企业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做一个总结，也许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一段被企业力量推动的历史[b]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晓洁发自北京[/b] 1978年以来，企业一直是撬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杠杆，他们经历的坎坷与荣耀最清晰地印刻出中国经济曲折的前进轨迹——没人会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年后，温州做小生意的“八大王”会因“投机倒把”被捕，直到1997年新刑法颁布，“投机倒把罪”才被取消；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民营企业家争相将自己的产业白白捐给政府，这种行为在当时被媒体广为称赞……
　　过去的三十年对民营企业来说尤为刻骨铭心。大胆的企业家兼梦想家们，一次次地用自己的“野心”挑战政府的监管底线，在优势占尽的国企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中求得“夹缝生存”；有时这种野心违背规律与道德，更多的时候，这从未停止的博弈转化为改革经久不息的动力。
　　眼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内经济形势开始走下坡路，而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剧了形势的严峻。这一年，企业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出口企业倒闭，中国首富被捕，钢铁行业亏损严重……站在三十年的历史结点回望过去，反思现在，有意义，也是应该做的事。
　　[b]四代中国企业感受改革冷暖[/b]
　　在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副教授滕斌圣看来，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代企业创立于1978年到1988年，“草根”是其主要特征，比如不识字、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年广久，创出“傻子瓜子”品牌；只有初一文化水平的萧山农民鲁冠球靠生产万向节发了家。1984年1月邓小平的“南巡”更是激发了新中国首次创业热潮。万科的王石、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科龙的潘宁、健力宝的李经纬都在这一年创业。
　　1988年至1991年诞生了第二代中国企业。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私营企业终获合法身份，这一年，黄宏生靠着代理出口电子产品走上了创维的创业之路；1989年，研究生毕业的史玉柱在深圳研究开发出一套桌面中文电脑软件，这也是1992年他成立巨人高科技集团的基础。但这一阶段的政治风波使企业的生存环境风云莫测：1991年，年广久被芜湖市中院判处“流氓罪”；“民企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则干脆将当时“来路不明”的台州北极花冰箱厂捐给乡政府，自己去深圳读大学了……
　　第三代中国企业崛起于1992年到1997年。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讲话中说到“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于同年确立，年广久也因邓小平的夸奖结束了牢狱生涯。这一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词“92派”，用来描述12万“下海”的党政干部，名词发明者陈东升自己就在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职务后创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时任海南省委体改委职工的冯仑则辞职创立了万通。
　　第四代企业家的创业环境是过去三十年中最好的。1998年至今，他们活跃于互联网、新能源等高科技行业。新浪、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百度都在1998至2000年间创立，这些不曾被“原罪”问题困扰的企业，被看作未来中国商业的希望所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也在这一阶段终成气候，TCL、联想、华为、中兴、海尔等企业纷纷将扩张的步伐迈到了国外。
　　[b]磕磕绊绊全球化[/b]
　　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都还只是零星发生的偶然事件，但从1997年起，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运作开始频繁起来。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当时中国已告别供应短缺经济，市场需求不足开始困扰大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成了企业盈利的必然选择。1999年，海尔在美国建厂，2004年，TCL收购了汤姆逊公司电视业务；次年，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在国外打拼了十年的华为，去年的海外收入已占其总收入的72%。
　　但国际化之路并不平坦。海外扩张难免遇到水土不服：海尔小冰箱在美国卖得很好，但其在美国设厂生产的大冰箱却遭到冷遇；TCL至今还面临并购带来的巨大经营压力。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政治阻力也是家常便饭：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就因美国政治阻力败北；去年，相似的一幕在华为收购美国3COM案例中重演；而成功收购力拓12%股权的中铝集团，今年也遭到了大宗商品熊市、力拓股份下跌这样的意外打击。
　　不过，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挫折中也在慢慢学着长大。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研究员张承耀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是以改革促开放，此后是以开放促改革”。比如，在中国入世前的半年里，各种汽车论坛都围绕一个话题召开：入世后，中国汽车业的机遇与挑战。2001年，李书福的吉利汽车终于在中国入世前一个月获得了民企首张汽车“准生证”。
　　[b]企业家面对“中国式失败”[/b]
　　全球化战略固然重要，但最困扰中国企业家的还是家门里的问题。不久前，曾排在湖润富豪榜首位的国美创始人黄光裕被刑拘，罪名之一是早年一批13亿贷款属于违法，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热点。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原罪”是创业型企业“中国式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制度变革的滞后，率先创富的企业家都是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人，钻法律漏洞甚至有时成为了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政府监管的失职也难辞其咎。北京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就曾总结说，企业家的行贿有时是法律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在一起案件中，一家民企为追回国企拖欠的贷款行贿国企官员，最终国企出事，民企也被卷了进去。对此，吴晓波的评论很精辟：这不是某些人的“原罪”，是一个时代的“原罪”。
　　吴晓波认为，缺乏职业精神、过于贪婪，做出反道德、反商业规律的事是“中国式失败”的第二种原因。今年，三鹿、蒙牛、伊利等企业就在这方面栽了跟头——“毒奶粉”背后的事实是，企业对资本扩张的预期超过了产业实际承受能力。
　　而企业家最难以控制的失败，则是吴晓波所归纳的“政商博弈的失败”。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经济的非国有化。“国退民进”大潮中，政府和企业家难免在划清界限方面发生分歧。健力宝品牌就是因此而陨落的——由于创业者李经纬与广东三水市政府交恶，企业被卖他人，加之经营战略不当，健力宝光芒不再。科龙的命运与之类似，吴晓波将科龙称作“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此外，政府在把守关键产业大门时，对民企的政策不明朗是政商博弈出现的原因。2004年，试图进军钢铁行业的戴国芳误闯国家限制民资进入重工业的地雷阵，上马铁本项目被诉，而理由却是“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
　　[b]新困扰与旧问题[/b]
　　今年，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历史拐点的到来——多年来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为主要靠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工厂的停业与倒闭便充分表明了形势之严峻。全球化之路还将如何走下去？
　　此外，除了这些新问题，中国企业仍在被一些存在已久的难题困扰：电信、航空部门的垄断依然严重；政策依然具有多变性和不可测性；产权纠纷也还是企业最难解的结；企业家们依旧在政商博弈中挣扎……
　　“中国市场化程度还是不够，未来二十年，创业型企业仍然难免遇到这样的困扰。”吴晓波告诉记者。
　　滕斌圣认为，企业“过冬”关键是抓住机遇，做好该做的事，“来自政府的阻力企业难以控制，但这种摩擦还不足以改变企业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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