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交易江湖: 广东嘉禾生猪市场调查

川牧人

原始交易江湖: 广东嘉禾生猪市场调查
1992年，北京市二商集团的周积龙被市“发改委”召集去宾馆40天，专门核算肉价放开后的市民应得的补贴，“到最后，还是没有核定出准确的数字”。
1992年的猪价彻底放开，是中国生猪交易市场的原始起点，15年过去，生猪交易还是延续自由市场模式，一直从事猪肉价格考核的周积龙说，“整个市场链条中，没有谁拥有真正的定价权”。
其实，垄断大户已经悄然出现，双汇、雨润等企业正迅速与销售终端的大企业家乐福等联合，尽管猪肉交易量还只占全国市场的4%左右，但他们在上下游的扩张，已经能够逐渐掌握猪肉市场的定价权。
◎陈超  王墨馥   记者◎王恺
“猪市如股市”的说法，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开始流行开来，并有具体表演。
2003年12月31日，位于106国道旁的广东嘉禾生猪批发市场的拍卖厅进行了第一次生猪电子拍卖，在批发市场总经理黎桂炳的记忆中，这只是一场“电子秀”。
“仅仅80头生猪，就拍卖了两个半小时。谁等得及？设计的通道仅能一头猪通过，要沿着通道把猪依次赶进去，猪又不听话，费了好大劲，最后没拍完就死了8头。”黎桂炳说起此事觉得好气又好笑，“根本没人参加拍卖，找一些客户暂时冒充一下，没办法，投资了那么多钱，必须走过场”。
现在的电子拍卖场已经落满尘土，嘉禾生猪批发市场却依然红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道旁的摊点，到现在中国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日交易量最高达1.2万头，即使是目前猪价上涨，日成交量仍然有8000头，可是整个市场还是采用了近乎原始的交易手法。
流通环节里的三种人:从农村收猪的“猪经纪”，市场内与“猪经纪”交易的“坐商”，再到每日来批发活猪的猪肉批发商，他们都互称对方为“老板”，老板们全都采取口头交易，来适应猪价每时每刻的变化。
湖南人，云贵猪
嘉禾市场从凌晨开始工作，大小运输车辆满载生猪在黑暗中陆续驶进市场，在大门口整车称重后直接开到各个档口，第一道交易，“猪经纪”和“坐商”的交易早在电话中就已经完成了，无法目击。
凌晨两三点，猪肉批发商已经赶来和生猪栏内的坐商交易。批发商捏捏栏内的一头猪，光靠目击，就能判断出猪的出肉率，他指点了10多头猪，赤膊的伙计马上把选中的生猪一头头赶到地秤上，收银员拨弄秤砣，伙计再用黑色的颜料在猪后背上标明重量。这些被选中的猪称为“头猪”，剩下的是“中猪”和“尾猪”，价格会越来越低。
一切都在沉默中，买卖双方的议价始终在计算器上按数字，成交后，批发商立刻付现金。生猪不马上取走，只在每头猪身上写下批发商的姓，表明这些货色已成交。批发商继续到其他档口挑选——肯定不认准一个坐商，这样才能保证挑选的质量。
与赤膊的伙计们不同，湖南籍坐商刘老板白衬衣，黑西裤，穿着整洁，他监督整个进程，并不多话。
2003年他才来嘉禾，引荐人是他的妻兄，妻兄是最早在国道边从事活猪生意的那批人之一，“当时也就是跟同乡从湖南老家拉猪来卖，一斤挣一两毛的差价”。后来他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各地贩猪人，了解各地价格，结果成为市场里的“坐商”，专门收购各地送来的猪，再转手卖给批发商。
这些湖南人是市场内最早的一批坐商。妻兄每天进出手的生猪两三百头，因急于拓展货源，就拉他夫妻入伙，一开始没本钱，刘老板就以打工者身份进市场，真正发迹则是靠日后的“炒猪”。
由于猪市每时每刻价格都在变化，就有一批人每天早上成批买进“猪经纪”的货，喂一次食，再转手，往往一头猪能赚几百元。猪市里一切都可以临时租用，包括猪栏，人手，饲料，“只要你敢投资”。“炒猪”要求对市场波动把握得好，有时看准了第二天猪价会涨，就大量收进，刘就这样在猪市积攒了第一桶金。
猪市里，广东、广西的本地坐商被湖南人视为懒散，他们一般只在“两广”收购良种猪。而老刘一开始就和湖南的坐商在周围各省展开收购，仗着路途遥远，价格差更大。到2000年，他们已经把猪源地扩散到湖南、贵州、云南、河南等省。最初他们亲自到各地雇用小贩到村里收猪，后来当地小贩发现收猪有利可图，而且更易利用当地网络扩大猪源，便逐渐变身成一个新流通环节——“猪经纪”。
从此，各地“猪经纪”将本地生猪收购集中，发货给嘉禾市场中这些坐商，这些坐商把猪分销给批发商，批发商将采购的活猪送到屠宰厂代宰，再发往各地菜市场，生猪流通的渠道逐渐稳固。
市场新建时，所有档口都被广东当地人垄断，“但是他们逐渐发现做不过湖南人，就把包租下的栏口转租，租金随猪价涨跌每日变化，最高时每月要1万多元，最低也要5000元”。
湖南商人总结自己和广州本地坐商的差异:本地人只收当地养殖场的良种猪，利润稳定;而他们发展了大规模的外地货源，手头掌握了一批“猪经纪”的电话，大量云南、贵州等地的土杂猪开始源源不断涌向广州。今年猪价上涨后，外地猪更是节节胜利，占整个市场货源30%。
土杂猪和良种猪在销售中井水不犯河水，良种猪价格高，但出肉率也高，有的甚至有90%，而且瘦肉多。土杂猪的肥肉率高，出肉少，但是属农家散养，口感好，价格偏低，各自不同优势也使两个品种都有稳定市场。可是，今年的涨价使这种平衡开始失去。
坐商和“猪经纪”
刘老板对“两广”商人的不满来自他们对市场内好档口的垄断，不满之外还有不屑，湖南坐商要和广泛的“猪经纪”联系，风险更大，收益也大。
今年初，刘老板找到了相对稳定的“猪经纪”，来自云南陆良县的陈老板，2000年，湖南商人在陆良县城收购生猪，不少当地人就跑到各村收购转卖，每头赚10块钱，陈老板就是这些小贩中的一个。
久而久之，陈老板意识到规模化的收购才有足够利润，2002年他拿出积攒的几万块钱，在中枢镇开了一个收购点，定期将收购的活猪送往广东，双方有了口头承诺。陈老板在镇上的收购点生意越来越大，最多时，一天能发四五车生猪，接近1000头。
陈、刘的合作关系建立在今年初，此前，陈老板刚被湖南坐商骗了一大笔钱，至今仍耿耿于怀。原来去年下半年，嘉禾市场中一个湖南商人找到陈老板，要他提供两车生猪，说要得急，先交10万元定金，让他发货。因为之前曾合作过，陈老板痛快地就给他发了两车，“还欠我18万元不给了。快过年时候我还带着老婆孩子去找他，问能不能先付一些，结果他说没欠我钱”。去年的20万元利润就这样去了多数。
这样的经济纠纷在“猪经纪”和坐商间很容易发生，广东和云南两地商人至今仍依靠口头承诺敲定几十万元的贸易。双方第一次交易后逐渐培养起原始的信任关系，日后交易一般是压些订金，打一个电话，价值十几万元的生猪就可以发货。
猪肉价格的暴涨给这层不稳定的关系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一般说，陈老板接到刘老板的订购电话就发货，广州的市场情况和云南的生猪收购价格紧密联系，货到后付款，价格按照货到当天情况决定，两天一夜的长途运送后，如果价格持续上涨，有可能给这批生猪价格带来不小的上涨空间，双方就会形成双赢。可是也有可能猪价下跌，双方都吃亏，“那时候就容易发生纠纷”。
陈老板对最近的猪价上涨并不买账，“挣得多了，亏得也多了，这段时间的市场太不稳定，嘉禾市场的价格涨了，那边急着要发货，我只好高价从农户和小贩手里收猪，运输费用也涨价了”。可是到市场后，价格一回落，陈就要亏本——毕竟他和市场存在时间差。于是双方商定了最低保护价格，可是这个标准太低，坐商风险还是小于“猪经纪”。
而且“猪经纪”还要面对运输途中的猪死亡，上周陈的一个同行发了一车生猪到广东，结果高温使猪死了82头，直接损失十几万元。即使没有这样毁灭性的打击，死一两头猪也要亏损三四千元。
价格上涨中的买卖
来自广东和广西的坐商长期经营良种猪，一直从广东茂名、云浮、清源等地的大型养殖企业中得到货源，其中以温氏集团的生猪为代表，一半广东商人的生猪来自温氏集团在清源的养殖基地。他们一直在交易量上占湖南人的上风，档口位置也集中在机动车出入口附近。
可是面对眼下这次涨价，“温氏”的猪价开始上升，“两广”坐商开始抢夺湖南坐商的货源。去年底，刘老板突然发现，自己的货被“抢”了，别的坐商出高价把一些“猪经纪”抢过去，而且抢货行为似乎越来越疯狂。不得已，他也开始四处“抢货”，包括使用所谓“保底价”稳定了与他固定联系的“猪经纪”，可是即使出高价，送来的生猪质量也在不断下滑。他打电话给“猪经纪”，对方诉苦说，“现在收猪很困难的，要货的人又多，实在没办法啊”。
他们开始寻找新货源，在云贵之外，同时跟湖南、河南等地有过合作的“猪经纪”联系。
涨价之后，以往赚钱的“炒猪”越来越难做，成本更高，而且价格也不稳定。涨价中充满波动。“昨天买猪的少了一点，今天价格就下来了，生猪买卖就是一两天的事情。”
仅一天的价格回落就让整个市场里的坐商叫苦不迭，“今天出货价格跌了，可是进货还不降价”。一个广东坐商愤愤地吐出嘴里的槟榔，使劲关上了抽屉，“温氏，我看是“瘟氏”，他的价格定那么高，一有波动，我就要赔钱”。本地来的良种猪价格比较高，而且产地近，供货方面的价格差价小，市场上价格提高了，进货价也随着提高，“没多大意思”。所以湖南坐商始终不做本地猪生意，倒是“两广”坐商开始动起了土杂猪的脑筋。于是，价格上涨让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的土杂猪和良种猪在销售中首次短兵相接，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云贵的土杂猪成交额由10%上涨到30%，价格优势使土杂猪的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利润空间也变大，从云南运输至此要两天一夜，刘老板和“猪经纪”的保底价的弹性给付让他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他很快发现，最近整个市场中土杂猪的供应和销售都开始下降了，上周一天之内有十几车云南的生猪到货，而当天只有4车发出。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抵消了土杂猪的价格相对优势，“价格都涨上去，土杂猪和良种猪的价格差距缩小，一些客户就买良种猪了”。
猪市场变幻莫测，刘老板说他根本把握不住市场价格:“市场价格一天一个样，这个活太累太操心，你看我才38岁，人家都说我看上去40多岁。”
谁都没有定价权
在自由市场里，所有交易环节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对猪交易的影响力。他们说:“我们都是茫然的，以往的经验，在今年的猪市场上不起作用。”
按照“猪经纪”和坐商的共同说法，大型养殖企业无疑从价格上涨中取得了足够的利润空间，目前很多养殖企业通用的“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下，猪肉价格上涨的收益几乎全部归公司所有。
在嘉禾生猪交易市场，每天有1500到2000头成交的肉猪来自温氏集团，作为广东省农业的龙头企业，温氏集团的养殖模式是与农户合作，企业与农户签订养殖合同，温氏集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养殖户向我们购买仔猪，我们收成本价，而猪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养殖的饲料、技术都购自于公司，最后公司包销，保证扣除成本之后饲养每头猪能获取100元左右的利润”。
这次猪肉涨价并没有给养殖户带来更多利润，饲养每头猪获利只有150元，增加了少许，但是温氏集团的负责人解释:“我们收购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无关，去年每斤生猪低价时，我们还保证他们每头猪获利50元呢。”结合历年收支，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获得高额利润。
企业与农户的合同还规定，“农民必须承担一些疫病或者自然灾害带来的生猪死亡风险”。扣除了这项成本，养殖户在整个涨价中获利甚微。
猪价持续上涨，购买生猪的批发商大发牢骚，“我们买的猪必须由屠宰厂代宰，每头猪加上检疫、消毒各种费用要收到五六十元，猪大肠还归屠宰厂所有，这样下来，一头猪去掉100块钱，生猪价格这么高，还有这样那样的费用，猪肉能不贵吗？弄得猪肉也卖不出去”。
许多批发商在诉苦同时，开始怀念“私宰肉”。“广州市一天消费生猪1万头，现在定点的几家屠宰厂一天只屠宰6000头，你想有多少头是私宰的？”黎桂炳苦笑。
猪肉批发商说:“我们私宰肉半夜杀好，早晨趁新鲜出售，肉还是红的，结果现在把猪给他们代宰，要隔一个晚上，肉都发白了。”而许多小屠宰厂周围，开始凝聚了一批“农家庄园”，这些饭馆专门贩售刚杀猪的下水，爱吃的“广州市区的人半夜三更来赶场子”。
现在打击私宰比较严重，但是批发商们还是愿意寻找“私宰厂”，私宰每头能便宜30元，对批发商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了抓住最后的利润空间，刘老板最近又给陈老板支付了10万元保证金，保证自己能在同等价位中优先获得生猪，在嘉禾市场中，保证金最高已达30万元，经几轮变动，每个湖南的坐商都在云南找到几名固定的“猪经纪”。可是去年的瘟疫和猪价下跌使云南整个养猪业委靡不振，陈老板说:“年初时候，我跑了3个村，一头猪都没收到，现在我也不去收了，就等着小贩送，发货量自然少了。现在每天只能凑齐一车给刘老板了。”去年，在云南养一头猪的纯收益只有120元，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500元。
坐商还得在下游开路，刘老板的档口上本来挂着“本大利小，谢绝赊账”的牌子，可是他眼下正热情地联系着东莞一家食品公司的经理，他说:“杨总，我先把猪送过去，20万元到时候再打到我的账上，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