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指数转折点？

川牧人

消费指数转折点？
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CPI上升的确引发了对于
城乡实际购买力的担忧:物价高涨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
进入了一个高消费成本时代？
主笔◎朱文轶
高物价和低物价的双重忧虑
过热和紧缩在过去几年始终是中国经济的双重忧虑。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物价高涨时都认为，内需充分打开下的高消费经济仍没有出现。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隐忧仍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是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之一。刘伟注意到，经过1997年11月至1999年底持续20多个月的物价负增长，到2000年至2001年的接近零增长，再到2003至2004年物价水平提升为3%～3.9%的低增长，紧接着又是2005年以来的物价总水平增长速度再降低。“中国已有将近10年处于物价低迷状态。”刘伟指出，“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扩大内需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物价总水平尚且如此，那么可以认为，通货紧缩的威胁同样不能被低估。”
对于今年以来由猪肉引发的连锁涨价反应，他说，不能割裂过去的价格水平，把当前短期内的价格拿来单独考虑。刘伟倾向于同时重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只脚:一只站在未来通胀扩大的预期里，一只站在现实的通缩压力中。“现实的通缩压力与未来通胀预期增大并存，紧缩性货币政策力度减弱，且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抵消，使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特殊性。”他认为，这才是消费指数变化和中国经济复杂性的本质。
通常情况下，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向下游产业扩散，一直波及最终消费品。这些年来，高居不下的投资热情使上游原材料供应的价格一直处于高速上涨中，而下游产品的价格却并没有相应上涨。“2004年以来居民消费指数的上涨，往往由粮油涨价引起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上涨拉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徐连仲认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却没有体现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并最终作用于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
这被普遍认为是价格传导机制出了问题。国家统计局官员认为，中国的价格传导机制在上下游产品间并不是很顺畅。
“高成本”和“低物价”的原因之一，是上下游的格局不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步入了过剩时代，产业链下游形成了庞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最终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对于下游消费品环节，基本上600多种商品全部处于供大于求，而上游工业品则主要由于投资拉动，需求旺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认为，由于下游产品供给充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竞争激烈的局面下，价格上涨很难传导到下游消费品。“终端消费品不敢涨价，谁涨价就意味着谁失去市场份额。”在他看来，在当前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上游产品的涨价顶多是把中游企业的利润吃掉，而不会传导到下游产品。
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及农村等低端劳动力供给的严重过剩，这极大减缓了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工资上涨的压力，占有80%比例的中低收入阶层，影响了价格传导最终实现。
国民经济在持续几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结构性矛盾，也积累了物价上涨的要求。结果往往是，刚刚走出物价低迷就要防犯物价高涨——宏观调控面临着压力和困难的选择。刘伟说:“若采取扩张性政策，继续放松银根，加大信贷，降低存贷款利率，扩张信用，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更快，潜在的通胀压力可能就会变成现实，演化成恶性通胀。若采取紧缩性的政策，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降低通胀压力，有助于降低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但由于现实中通缩的威胁很大，如果紧缩需求，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经济衰退及严重失业。”
两年前的“蝴蝶”
积攒的物价压力总会有找到出口的一天。如果把2004年的涨价看做一次微观系统内的供求反应——当供求关系平衡，价格也将趋于稳定，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确需要更宏观的角度才能观察。
国家统计局官员指出，此次食品涨价应该被看做是一系列价格传递的终端体现，是两年前“蝴蝶扇动翅膀引起的风暴”。
价格传递的滞胀环节正在被一一打开。“现在的情况与前两年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的条件逐渐形成。”徐连仲认为，政府两年来提价措施的增多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价格传导的通道。
“资源价格改革深化的影响，会加大各地政府梳理公共服务价格矛盾的压力，政府不断出台提价措施，这些影响到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徐连仲说，“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化，客观上将进一步推动水、石油、天然气、土地等资源价格上升，从而也会使各地公共服务价格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促使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价格上调的措施增多。目前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差距很大，天然气、煤气与相关产品的比价矛盾也很大，这些产品价格总体上仍将呈持续上涨态势。同时，电煤价格放开后，由于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作用，电煤价格上涨对电价的上涨将产生很大的压力，而电价的提高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影响将更加显著。”
企业本身也存在提高最终消费品价格的内在需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经济高级分析师李明亮说，企业消化成本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临界点”。
“经过前两年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下游企业继续承受生产成本增加的能力已经基本达到极限，随着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继续上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下游企业只能通过提价来转嫁上游产品涨价的负担，这将会促进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在徐连仲的观测中，2006年以来趋势就已经比较明确了。由于铜价的暴涨和钢材价格的持续上涨，家电制造业成本大幅增加，许多家电生产企业不堪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沉重负担，纷纷出台提价的措施。“当年空调价格上涨的平均涨幅在10%左右。随着有色金属、钢材、塑料等原材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越来越多的日用消费品价格将出现上涨的局面。实际上，在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自2005年8月份以来已经连续21个月小幅上升。2006年第一季度，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2.1%，涨幅比上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同时，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价格的下降幅度总体上也在逐渐减小，已经充分说明下游产品价格下降的态势在减弱，小幅上涨的态势在增加。”
劳动力成本的“再议价”
就像人们议论起正向5000点冲刺的中国股市时，很容易联系到上世纪70年代初道－琼斯指数的“漂亮50”行情，人们也很容易把现在的中国经济和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处于黄金时期的美国经济相提并论，二者在相当长时间内都表现出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即使经济不断扩张——它通常是较高通货膨胀的一种先兆，仍几乎不存在全面价格上涨的威胁——在就业相对严峻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始终处于低位。
在这个前提下，物价工资联动机制基本不会发挥作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分析师祝宝良认为，就业压力大使得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工资上涨，另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快于工资的增长，很难形成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
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成本的谈判能力很弱。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因为工资上涨，已经出现了向内地以及向更低劳动力地区转移的情况;这将影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劳动力价格也是很多地方吸引外资的优势之一”。
但随着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普遍增加，劳动力的低成本也正在被挑战。“即使排除这两年股市财富的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明显的。”徐连仲说，“特别是，2006年底推行的政府公务员及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改革力度很大，使这部分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受此影响，国有企业也产生了一定的仿效作用，使企业职工工资大幅度增长，进而提高整个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2004～2006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1%、14.9%和14.4%。同期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所加快，2004～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1.2%、11.4%和12.1%”。
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远远落后于此，他们没有获得理想中稳定增长的劳动报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粮食需求加速增长，而有效务农人数减少。作为粮食的生产者，他们必然要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在另一个环节提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此次食品价格在猪肉拉力下快速上涨的直接推动力。
“从这个角度上，粮食价格上涨仍然可以看做是2004年粮价恢复性上涨的延续。”他说。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农民增加收入有利于刺激基础的消费。
过剩经济下的消费升级
认为我们会由此进入一个高消费成本时代可能也为时过早。尽管政府一直努力将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内需拉动型，但内需仍然没有充分打开。“中国可能还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奢侈品消费升级和居民普通商品消费意愿不足的两个极端。”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物价回落后，我们仍然会面对消费低迷的通缩阴影。”
长期以来，在看待内需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误解，认为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不断创下新高，老百姓仍然紧捂钱袋。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我们国家‘储蓄’的现状细化为居民储蓄下降、企业储蓄上升、政府储蓄急剧上升的同时并存”。
“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仅为42.1%。这个下降是比较显著的。”李扬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改革开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显然跟不上GDP的增长幅度。这可能是这轮物价上涨中，人们“‘感受通胀’或许大于‘实际通胀’”心理感受的根源。
国民收入的分配在过去显然倾向于生产和行政部门。“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上升构成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因。2003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国民储蓄率却只上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2003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于政府，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政府过多卷入投资和生产，必然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城乡、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居民必须用自己的储蓄来解决诸如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居民的储蓄倾向会超过消费愿望”。
“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应该成为宏观调控任务的重点之一。”刘煜辉说，“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才能使生活成本的上升、内需打开和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加进入一个良性状态。■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