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以郑筱萸为鉴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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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24日电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的问题暴露以后，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药品监督管理，做了大量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情况汇报，对进一步查处案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和政府廉政建设作出了部署。 温家宝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周永康、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高度重视。会议要求，要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深化药品审批制度改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政府监管部门要从郑筱萸案件中吸取教训，正确履行职责，维护好社会和公众利益。 会议认为，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 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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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的“落马”，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SFDA)这个成立不到10年的机构处在风口浪尖。 1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少有地就郑筱萸案听取了监察部的汇报。郑案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最令中央震怒的是，郑案不仅仅是个人腐败，而是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涉及到不同层次药监系统和地方局的官员，影响恶劣。”一位接近专案组的人士对记者说。 而本报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郑筱萸案还涉及到他的家属，其在某医药公司任职的儿子也一同被捕。 从郑筱萸到他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再到辽宁省原药监局局长张树森的先后“双规”和被捕，外界认为，郑筱萸案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单个人的腐败问题，而是他身后的药品监管体制。 注册部门大换血 虽然司法部门还没有披露郑筱萸案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郑筱萸案所牵涉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一个案子，而是药品审批注册监管方面的一连串问题。 “他的问题很多，主要是违规审批、收受贿赂等，是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一位对药监系统非常熟悉的人士说。 由于郑所涉的是整个药品监管体系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开始了系统性的补救措施。 “很多正常的行政工作都停止了。”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该官员告诉记者，从去年8月底到现在，国家局除了审批进口批文和部分补充申请外，其他品种的审评、审批工作全部停止了。 “很多新办厂都等着批文生产，由于审批、审评工作停止，花了大价钱造的生产车间和购买的设备将搁置等待。还有那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研制新药的厂家。他们都处在生死攸关的境地。”一名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抱怨说。 一位药监局内部人士则向记者感叹：“现在注册部门人员大换血，留下的没有几个。而即使换到别的部门，也是胆战心惊。” 而整个药监系统郑筱萸任期上的药品注册进行了一次被业内称为“注册9·11”的行动——2006年底，国家药监局决定对2005年1月1日到2006年8月31日之间，已经通过各省局组织的现场核查并已获通过，资料已经报到国家局的所有品种重新进行现场核查，并在2007年6月以前完成。 “这意味着16万张批件要再注册。”一名制药界人士说。 不过，由于企业的上书和协会的反映，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药监局的这些强烈的反省行为。一位颇为熟悉国家药监局内情的人士说：“他们担心，度如果没有把握好，整个药监的监管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 药品审批腐败链 1998年药监局从卫生部分离出来起，药监局走了将近10年。郑筱萸出任第一任国家药监局局长。 “之前国家对药品的管理是比较混乱的。新药注册申请递交上去好长时间都没人受理。”此间的一名制药业人士回忆说。 国家药监局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后，出台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确立了一套药品注册管理体制。 国家药监局的第一把火就是“地标”升“国标”——将地方局批准药品的权力全部收回，推进地方药品标准转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工作。 1998年之前，地方完全可以批准仿制药。从1999年开始，药品批准文号的核发，改由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来执行。到2002、2003年，国家药监局完成了所有地方标准品种转国家标准品种工作，所有药品统一使用“国药准字号”，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重新在药监局进行药品注册工作。 “地标”升“国标”，是规范医药行业的一个重大举措，并受到积极的评论。但却留下了寻租空间。 “全国有几千家制药企业，但药监局注册处只有十几个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监管。”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说——与此对照的是，美国FDA只管几百家药企。 上述人士称，由于中国制药企业大部分处于低层次竞争状态，生产门槛并不高，同质化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 又由于新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能拿到较高的定价权，大多数厂家忙于将原来的“普药”(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规药品)改变包装、剂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申报注册成新药。 “这些报批药品同质性很强，批哪家，不批哪家，药监局直接决定。”上述人士说。 根据制药界人士表述，按照“地标升国标”的程序，医药厂家须先把材料交由省药监局；经核实签字盖章后，送至国家地标办；国家地标办处理完毕送到国家药典委员会；专家论证后，由秘书长签字，送至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化学药品处或中药处；经过检验合格后送至药监局注册司司长处签字，审批方能通过。 在这条“审批作业线”上，多名国家药监局官员因贪污受贿落马。 “很多药品都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当时批文都是明码标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知情人士称。 一个有力的例证是，2006年7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有期徒刑15年。于庆香在“地标升国标”时，经手了1000多个批文，一个批文收1万元。 “在统一换发药品地标升国标工作中，最后很多标准低于国标的地标药品根本没法通过实验考察，只能编造数据或者找假资料找注册司官员行贿才能顺利拿到新的批文。”一位制药界人士说。 很多假报批资料，根本就没有做研究，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其他单位或个人申报到国家局的研究资料，直接复印或稍做改动就报到国家局。 更有制药界人士透露说，由于中国的制药企业大多是仿制药，没有专利号，有的制药企业直接到国家药监局购买其他企业已经报批的仿制药材料。 “健康委”设想 药监系统的腐败问题，暴露出的是现行的药监管理体制的弊端。 目前对药监系统改革的讨论集中起来有两种，一种是主张国家药监局分权，将部分权力分到地方药监局；还有一种声音涉及到国家药监局的地位问题，如重归卫生部也作为一种声音提了出来。 但一位接近决策部门的知情者对记者直言，新药审批权集中并没有错，如果部分下放到省局，同样存在权力寻租的隐患。他告诉记者，美国FDA的监管同样权力很集中，很“独裁”，但公开化让腐败孳生的空间压抑到最低。而中国药监局的“独裁”是封闭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暗箱操作太多。”该人士透露，对药监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务公开将首当其冲。权力集中是对的，但不透明是问题滋生的关键。 他透露说，对于企业的报批，药监局今后将明确告知，包括已经受理了哪些企业在注册的产品，注册都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这些必须公开。 “如果你比我晚申报，就不可能比我早得到批件，否则我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他解释说，政务公开最大的好处在于杜绝权力寻租空间。 一位曾经在药监局工作的人士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告诉记者，企业报批文上去以后，完全不知道批文已经出到哪个步骤，为了了解情况掌握动向，企业不得不到药监局寻找办事部门，打听咨询，这也给腐败提供了空间。 上述接近决策部门知情者称，针对目前医药企业现状，国家药监局有可能会仿效欧美的药品监管体制，设立一个药品质量监理(QP)角色，作为第一法律责任人，和企业法人一起出现在生产许可证上。一旦出现虚假材料和药品问题，这个QP将是第一责任人。 至于国家药监局地位问题的讨论，上述接近决策部门的人士透露，有关方面人士考虑建议设立一个“健康委员会”——将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各相关部门置于其中，改变目前各部门不能协调的问题。 这种监管构架也契合国际上的部门融合的趋势——日本把厚生省(即卫生部)和社保部合并，成立“厚生社会保障部”；美国相关管理部门为“健康和人类发展部”，管辖卫生、药监等部门。 “他们内部正在做结构设计。”上述人士透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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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越来越多的药监系统内“猫鼠合谋”和“监管者设租”的黑幕被一点点撕开 　　□记者王强 　　据本刊了解，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是在2006年12月23日。 　　在此前一天，郑筱萸还以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出现在由北京市药学会和北京市执业药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年会上。据一位参加了当天会议开幕式的人士回忆，当时郑坐在主席台上，神情落寞。作为最主要的嘉宾，按照惯例他应该做重要讲话的，但当天的会上他并没有发言。 　　第二天，药监系统内部就开始流传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 　　2006年12月29日，位于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局长邵明立通报了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并重申干部加强自律反腐败问题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各地方药监局也开始清理近一年来与郑有关的各种信息。 　　在继最近两年多起中国药监系统官员腐败案被曝光后，郑筱萸成为被挖出来的一条最大“蛀虫”。在公众对用药安全和 药品定价过高等越来越不满之时，这些身居要职的“监管者”接二连三“落马”，更加刺激了公众的愤懑情绪。 　　“可以想象，在郑筱萸主政药监局的几年里，中国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和用药成本是建立在一套怎样的政府监管体系上的。”一位长期研究医药监管的专家说：“当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官员，把监管权力作为为自己这个利益集团设租的最便利平台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哪里还有安全和低成本用药的权益可言？”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希望了解更多的药品监管腐败内幕以及郑筱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随着一批药监高官“落马”，如何建立一个完善而透明的药品政府规制体系，也成为中国迫切面对的问题。 　　“双规”的不同版本 　　郑筱萸被“双规”的时候，已经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其现职是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2005年6月22日，国家药监局召开局机关正处级以上干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部分退休老同志参加的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中央免去郑筱萸同志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批准邵明立同志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沈跃跃特别强调说，这次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是一次正常的新老交替，是中央根据干部任职年龄的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做出的决定。 　　但有关知情者认为，事实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2005年7月8日，也就在郑筱萸被免职十几天后，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被检察机关从其办公室带走，直接进入检察程序。随后，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等多位药监官员相继案发。中央开始在药监系统刮起一场“反腐风暴”。 　　58岁的郝和平和44岁的曹文庄都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两人的落马自然让人联想到郑筱萸。某地方药监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当时药监系统内部多认为郑筱萸被调离局长职务而转任药学会理事长，虽然等于坐了冷板凳，但应该幸运地躲开了这场“风暴”，得以全身而退。因此，时隔一年半之后郑筱萸还是没有逃脱落网，颇为令人感到突然。 　　显然这与中央政府在药监系统的反腐败决心有关，2006年8月，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部门利益、企业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毫不犹豫地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处罚造假企业，坚决处理在监管工作中失职的责任者。 　　直到本文发稿前，由于官方没有正式发布消息，根据已有的报道，郑筱萸被“双规”的原因有两种版本。一种说法是，郑筱萸是因最近南方某药企的老总被逮捕后供出，于12月22日在家中被带走；另外一种说法是，郑筱萸因其前任秘书曹文庄受审期间的举报而遭“双规”。 　　而经过本刊记者多方采访求证，某地方药监局一位官员提供了另外一种更接近事实的版本：郑筱萸在离职一年半后被“双规”，直接原因与其妻子和儿子从国外代理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被海关查获有关，据称他们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代理中有违规行为，因为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而被告发。 　　“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有着严格的程序，显然郑筱萸的妻子和儿子避开了某些程序。”一位熟悉医药进出口的人士认为，“之所以能够避开这些法定程序，估计与郑有直接关系。” 　　记者经多渠道了解，郑筱萸和其妻子刘耐雪最近一起公开出现的时间是2006年10月12日。当天浙江杭洲民生药业集团庆祝80周年庆典，郑筱萸作为民生制药厂的老厂长被邀请参加，刘耐雪陪同前往，并在公司总裁竺福江的陪同下参观了郑筱萸曾工作多年的公司。 　　一位熟悉刘的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刘耐雪是那种喜欢“干政”的人，做人很高调，善于利用郑筱萸的资源。刘被抓前，在北京一家生物制药技术开发公司任职。该公司成立于1990年代末，公司宣传材料上称，希望通过开发生物创新药物实现生物制药在中国的产业化。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郑筱萸腐败案与该公司有关，但上述业内人士认为，该公司之所以把刘耐雪请进公司，显然别有深意。记者也了解到，该公司高层很可能早就与郑筱萸夫妇认识，因为郑在浙江民生制药厂任职期间，该高层也曾在杭州医药界颇有名气，1990年代初，该高层到美国留学，后回国创业成立生物制药技术开发公司，而此时，郑筱萸已身居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要职。把郑夫人请进公司，无疑是一步“妙棋”。 　　事实上，像刘耐雪这样的药监官员家属在医药行业任职的例子，在圈内比比皆是，业内对此中的玄机也心知肚明。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郝和平担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时，其妻子正是在代理医疗器械新产品审批的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担任某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些药监官员的亲属，在药监部门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郑筱萸其人 　　根据官方公开资料，郑筱萸生于1944年12月，福建省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 　　大学毕业后，郑筱萸被分配到杭州第一制药厂做了10年多的技术员。1979年3月，郑筱萸到杭州民生制药厂任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开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到1991年2月离开民生制药厂时，郑筱萸是该长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1991年开始，郑筱萸从企业转向仕途。1991年2月至1994年4月，他先后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党组书记。1994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后，郑出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5月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一位多次见过郑筱萸的药学专家告诉本刊，郑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儒雅，喜欢书法，而且很愿意和人谈论书法，经常能讲出一大堆耐人寻味的书法道理。他曾经和人谈论过，有一个书法家告诉他，学书法要先掌握好藏锋露锋和怎么运笔，比如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掌握了这个规律，就不会出大问题。 　　郑筱萸也很愿意向别人宣扬他的“金钱观”。他曾对着媒体表示：“金钱可以买到图书，但不能买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食物，但不能买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床铺，但不能买到睡眠”，“一个人去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而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也不是金钱，是人的品格和精神。” 　　有着如此人生观和金钱观的郑筱萸，在药监系统内部却毁誉参半。一位官员向记者评价到，对郑的为人和工作作风，可以用16个字形容：花心腐败，独断专行，用人不查，好大喜功。 　　尽管似乎把钱看得很透，但其实郑敢于收钱在圈内不是什么秘密。郑很喜欢参加全国各地的制药企业邀请其出席的剪彩、揭牌等活动，而且每次都接受高额的“出场费”。一位官员告诉本刊，两年前山西省的一家企业邀请其参加开业剪彩，事后给他的“来往费用”就高达20万元。 　　在很多下属眼里，郑筱萸长于“铁腕式”行政作风。最典型的就是在其任期内不遗余力强制性推行GMP(GoodManufacturingPractice，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此为郑在任期间所制定的“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12字方针的最典型政策体现。后来虽被业内笑称为“形象工程”，但至今仍令众多制药厂家和业内人士谈起来印象深刻。 　　在用人问题上，郑筱萸更是备受争议。他的两位前秘书郝和平和曹文庄，被视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分别被安排在医疗器械司和药品注册司这两个药监局最有实权的司任司长，结果双双“落马”。 　　一位熟悉国家药监局机构变革的人士也告诉本刊，除几个重要的部门外，其他部门郑也都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任重要职务。“用人问题是郑的最大问题。”该人士说。

西风瘦马

给普通人的感觉，药监局这事，早就该收拾了，现在才有结果，多少医药费，多少条人命都没了。 前一阵英国媒体评论，贪官，奸商和垄断的寡头集团，是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是然。

西风瘦马

05年3月两会期间，这位该死的郑局长是这样回答记者提问的： “身为政府综合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看到市场上还存在这么多伪劣食品，老百姓的健康安全受到威胁，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食品安全问题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整顿食品市场、加强食品监管不能仅仅依靠某个政府部门的力量，各个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参与监督。” 郑筱萸深有感触的说。 郑筱萸说，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大家应该对食品安全放心。要知道，与一小撮犯罪分子的斗争是长期的。如果因为当前的一些违法个案，老百姓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岂不成了“因噎废食”？ －－－－－ 谁是一小撮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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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中国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