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还是讲礼？·张香华

唐朝2009

叶赫娜兰.孤城 发表于 2011-6-25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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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说的国学热在哪儿？孙大炮之后，国学何曾热过？现在大着国学大旗大热的，是商业 ...

孔子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既然孤城已不顾礼义开口骂人，也就配不上讨论“国学”了

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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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大气、平和些，因事而论，讨论方能继续。



据我和孤城君笔交，孤城君是性情中人。嫉恶如仇，也实事求是，在本论坛文采出众。

矮子

一个精英群体的流变/杨黎光

    士，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因此，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撰写专文讨论，其中广受推崇的大概要数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笃实的治学风格，向我们清晰展示出了士人起源的历史轮廓，被当今学者大面积、成段落引用：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浪口村随笔》52－54页，顾颉刚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顾颉刚先生说，上古的士，是文武兼修，合二为一的。然而：

    自孔子殁，门生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浸假而羞言戎兵，浸假而惟尚外表。……而专注于衣冠、辞色、饮食之间，以与春秋之士较，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觇士之风丕变矣。

    孔子是对中国士人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关键性人物。他死后，庞大的弟子群体又对他的言说“辗转相传”，其结果便是越来越“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专注于衣冠、辞色、饮食之间”，以致士风日变。

    无论在什么年代，光凭着“内心修养”都是解决不了生计问题的。于是，士人开始日益看重实用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以此“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作为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资本。“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他们通过读书，达到取得尊荣的目标。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在当时新出现的群体，也叫做“士”。与以往不同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已经由武士蜕化为文士了。

    到了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攻伐不休。当时不但不能废弃武事，其慷慨赴死的时代气质更甚于春秋，勇武之士也层出不穷。这些武士自成集团，不与文士溷淆，从而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词也被赋予新的精神内含：一个是“儒”，一个是“侠”。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墨子的门徒个个视死如归，勇于赴汤蹈火；田横的门客听闻田横的死讯，五百人自刎殉节，这都是意气的表现。随着“儒”与“侠”这两个新概念的出现，以往那种文武兼备之士也开始走向分化，而且“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形成了两大士人集团并立对峙的局面。

    及至汉代，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中国人的自由空间被强力压缩，而游侠身上那种“不驯难制”的品格尤其令统治者生厌。景帝诛杀周庸，武帝族灭郭解，侠客集团日渐衰落。与此同时，设立了乡举里选，向中央推荐孝廉贤人的人才选拔机制，更使儒风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从此，“侠”作为一个曾经与“儒”对立的士人集团也就渐渐退出了正史典册。

    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顾颉刚所说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反映的是士人职业定位的变化，同时也是士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封建制度解体前后的士人进行了角色区分，其关注的则是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介绍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封建”这个被滥用已久的概念。在先秦尤其是西周，封建的含义是“封邦建国”。周代的贵族等级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封土地，建诸候”，就是“封邦建国”。而“自战国以后，郡县制开始出现，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建郡县，从此，中国历史上西周那种纯粹的封建制度就基本消失了。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民国之前，汉语中使用封建一词，是与郡县对举的，无论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还是顾炎武杰出的‘郡国利病’论，都是在与郡县制相对意义上谈论封建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了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封建制解体对士人地位的影响：

    ……在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这是一个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皇权与绅权》1页，吴晗、费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关于封建制度解体对士人的影响，继费孝通先生之后，余英时先生又通过研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产生入手，做了更精细的阐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职之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民。“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势。……”（《余英时文集》第四卷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从封建制的低层贵族，下降为皇权专制的工具、臣仆，这大约是士人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改变，也可以看作他们逐渐丧失独立人格的远因。可是，无论是作为下接庶民的低层贵族，还是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终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节点上。

    几乎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士”，悠悠数千年，至今他们距我们仍然相去不远。

    因此，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仕宦沉浮，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历史实况具有指标性意义，也应该对我们理解、认识今天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处境产生启迪。毕竟，中国始终是个结构稳定而内涵缺少实质性改变的社会。

孟俊英

毕竟，中国始终是个结构稳定而内涵缺少实质性改变的社会。结论很深刻。对士人的认识我只局限于春秋时

矮子

虽然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士是国家需要的倡议者和参与者，不是决策者。

矮子

孔子周游列国为何不受重用？（转）
孔子在事业上是失败者，他虽然一生有志于仕途，希望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学说和他本人从未真正获得各诸侯国执政者的赏识。
东汉王充虽然批儒，也不得不承认：孔子为“诸子之中最卓者也”。但很可惜，孔子先是不为齐国所用，然后在鲁国仅做了三个月司寇便离职，自五十五岁起用了十四年时间先后到过卫、曹、陈、宋、蔡、楚等国，向各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均不见用，这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孔子及其学说是有所顾忌的。我以为其顾忌主要有二：其一，孔子好“礼”，他以“复礼”作为其政治纲领，不合时宜；其二，孔子迂阔、直傲、不苟且的性情不适合从政。现分述如下：
（一）执政者对孔子复兴周礼的顾忌
儒家学说的核心即孔子提出的修己治人的“仁说”：修己要以孝悌、忠恕为本，治人则要爱民、行仁政。另一方面孔子又好“礼”，主张个人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治民则更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所说的礼其实就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的礼节仪式、道德行为规范及宗法制度。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通过“制礼作乐”确立起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制度，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和世袭制，并规定了各个等级相互之间的责任和义务，“礼”实际上成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它同时也是联系社会宗法统一体的精神力量和贵族交往中的行为语言。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是以仁为本，辅之以礼，礼后于仁（“人而无仁，如礼何？”，“礼后乎？”），换言之，“礼”正是思想上的 “仁” 在行为上的体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据统计，“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九次（一说一百零六次），是孔子谈论最多的概念，这也充分反映了孔子对“仁”的重视。但孔子的“仁说”恰恰为他的好“礼”所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目的可以概括为：通过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来实现“仁政”。由于“仁政”必须要体现为复礼、尊礼，他所说的“礼”又是“古礼”，而非“今礼”，这就为他的学说蒙上了复古主义的色彩，孔子自己也承认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好礼，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他生于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而孔子又是殷商的苗裔，史记他小时候做游戏就常常摆起各种祭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后来所以好礼，概源于此。孔子十五岁始“志于学”，熟读古代文献典籍，对三代之礼（特别是周礼）推崇备至，称“不知礼，无以立也”，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论语》中不难看出，孔子自己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确都是严格地依礼行事，《论语"乡党》甚至通篇都在记录孔子是如何知礼、好礼、立于礼的。而孔子对现世则持一贯的批评和不屑态度，在他眼中，各诸侯国当权者各自为政，不尊礼法，在一些诸侯国甚至“陪臣执国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恢复三代的秩序，尊重周天子的权威，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东周王室衰微，周天子形同虚设，自齐桓公始，各诸侯国迭起争霸，屡屡“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此同时，随着铁器、牛耕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获得显著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私有土地日趋强大，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斗争，如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等，就是在孔子的出生之地、“父母之邦”—鲁国，代表鲁国新兴地主阶层的“三桓”势力也日渐强大，直逼国君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维系三代奴隶制社会的礼仪纲纪早已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封建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但孔子没有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一味主张恢复三代甚至上古尧舜禹时期的典章制度和道德标准，幻想把已前进了的社会再拉回去。尽管孔子也强调对三代之礼要有所“损益”，他对周礼也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但它总体上毕竟还是“先王之道”。孔子心里其实是认为周礼可以经百世而不变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一直谴责和抵制各诸侯国破坏周礼的行为，试图用周礼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得其政治主张无法迎合各国扩张争霸的实际需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想用孔子，晏婴就以孔子“好礼”谏阻道：“""""""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记有老子对孔子开历史倒车、逆时而行的批评：“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因为一直坚持自己那不为人所用的政治主张，孔子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见者。除了在鲁国做过短暂的司寇外，他虽游事列国，却四处碰壁，终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乱臣公山不狃、佛肸等先后策动叛乱，派人请孔子加盟，孔子竟想应召而去，有弟子劝他：“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为东周乎。”又曰：“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最终他虽未成行，但其长期抑郁不得志，以至于有点饥不择食的心理却是昭然若揭。之后孔子又使子贡至楚游说，楚昭王想起用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言下之意是，楚国由五十里封地扩张为千里大国，本身就不合周礼，如果接受孔子的学说复古周礼，楚国自己就首当其冲，这岂不是自掘坟墓？结果孔子又一次被弃用。孔子一生坚持复辟三代之礼而不可行，可谓历史上第一个失败的复古主义者。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其著作《五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无异于守株待兔，不合时宜，因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到战国中期的商鞅，直至末期的韩非，法家的最终胜出为孔子学说的不行作了最好的注解。
由上可见，儒家学派在其开始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尽管孔子是以“仁”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但他把“礼”视为“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欲以“旧礼”规范“新仁”，有旧瓶装新酒之嫌，这也使其学说的精华部分为其复古糟粕所累，没有引起当权者足够的重视。后来的墨、法等派别也往往以此为把柄，对儒家进行攻击。后世陶渊明曾感慨道：“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他在诗中把当时的东周比作一堵有裂缝的、行将倾覆的墙，孔子欲以旧礼弥合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裂缝，借以保全周制，其结果可想而知。
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儒们继承了孔子好古非今的遗风，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视而不见，一味沉浸在对“先王”的怀念和对“三代之礼”的憧憬中，不仅对加强秦朝思想文化专制无益，反过来还对秦始皇的施政方略指手划脚，他们甚至反对秦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恢复三代实行的地方分权的诸侯分封制，最终遭至“焚书坑儒”之灾。汉时虽尊儒术，但汉宣帝仍告诫太子：“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孔子好“礼”对后世儒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孔子迂阔、直傲的性情使其失意于官场
谈官场失意者，不能不提孔子。据史书记载，孔子的仕途并不通畅，先是做一些管仓库、畜牧的小官，到了五十一岁时（鲁定公九年，即公元前501年）才多亏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被任为中都宰，后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好不容易挤身士大夫之列，不久就因齐人离间辞官，从此周游列国四处奔走，但终不为用，只得做了大半辈子教书匠。从孔子的言行来看，他还是想通过入仕门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可惜未能如愿，他曾临河（黄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说孔子是有史以来官场上最大的失意者，似乎也并不为过，但若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命”，不如说是他的性情使然也。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齐国大夫陈恒谋害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孔子闻讯后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这一不仁不义的弑君行为，鲁哀公答道：“你去和主管政务的三位大夫说说去。”（“告夫三子！”），孔子忙不迭地分别跑到三位大夫府上，结果家家都说不行，大圣人一天之内碰了四鼻子灰，实在是冤，他还自我安慰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要是聪明一点，从鲁哀公的回答里就该知道这事办不成，早点打退堂鼓多好，省得白跑。不懂得揣摩人君的意思，还自以为进了人臣之道，一言以蔽之：迂。
又如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很器重他，有一次特意向他请教军队作战的问题，孔子道：“我只懂礼仪方面的事情，关于军旅之事，我从来没有学习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卫国，原因很简单，卫灵公既然是好战之徒，则道不同不相与谋，按孔子的话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实际上，孔子是精通军旅之事的，他的弟子冉有曾为季氏统率军队，在郎地同齐国作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求的军事才能从何而来，冉有就坦言“学之于孔子”，他又说任用孔子为官一定要有名分（“用之有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也曾叹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这两个弟子对老师的性格了解得的确透彻，否则怎能一语而中的？
迂也就罢了，孔子偏偏还是个直性子，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既要直道而行，得罪人是再所难免了。季氏父子（季平子，季恒子，季康子）先后任上卿，是鲁国的重臣，权倾一时，孔子能当上鲁国的司寇还是季氏帮的忙，但孔子没少说他们的不是。比如季平子在祭祀时使用了六十四人的舞蹈乐队，按周礼这是天子祭祀时的规格，孔子怒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辞去司寇一职、离开楚国，也是因为季恒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子乐团，三天不问政务，在郊外祭祀束后，又违背常礼，没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的学生冉有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经常批评他没能尽职尽责劝谏季氏，有一次孔子听说冉有竟还帮着季氏搜刮民财，便鼓动其他学生说：“冉有不再是我的弟子了，你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话都说到这种份上，谁还敢招纳孔先生这样的 “聚众造反”之徒？孔子倒自认为有理，说那种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正是败坏道德、与人同流合污的小人（“乡愿，德之贼也。”）。世人皆知夫子“温、良、恭、俭、让”，其实他还很直，不光是季氏，许多同时代的诸侯、贵族都被他点名批评过。孔子既不愿降志辱身以求进取，被排除在官场之外，实乃必然之事。
　　既迂且直尚不够，孔先生还是心高气傲之人。他把人分四等，从政者竟被他划为末等，位在小人之后，因为当时的执政者在他眼里不过是能装几升米的饭筐（“斗筲之人”）罢了，如果让他来治理国家的话，一年就能有起色，三年则成效显著（“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见夫子长期赋闲在家，胸中实有一口恶气无处发泄。当然，根据《史记》记载的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政绩分析，他还是有较强的执政能力的，但问题是，谁还愿意用他呢？齐人晏婴曾指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他的指责虽过于夸张，有妒忌贤良之味，但齐景公之所以不用孔子，担心孔子不好伺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这反过来也证明晏婴是深谙官道的。后来鲁国权臣季康子想重新起用孔子，大夫公之鱼说：“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公之鱼是担心孔子又会象上次那样，好端端放着司寇不做，再次负气出走，搞得当权者难堪，最后，他们起用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学生冉求。孔子六十九岁时被鲁国迎回，鲁哀公和季康子虽也问政于孔子，但孔子至死终不见用于鲁。由是观之，是否任用孔子的确曾让不少诸侯国大伤脑筋，不过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弃用孔子。
孔子一生都有着极高的政治热情，虽然到处碰壁，但仍执着追求，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怨天，不尤人”。但当他到了垂暮之年仍赋闲在家、不为人所用时，难免会有一点孤芳自赏、悲观失望的情绪，叹息世界上无人能了解他（“莫我知也夫！”），自己既不能遭遇圣贤之君，又生不逢太平之世，这一辈子算是不能有所作为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临死前几天，孔子更是悲愤之至，“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孔子平生尤推崇中庸，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一言一行都要不偏不倚、合乎中庸，“过犹不及”，但自己却难守中庸之道。他率直、自傲、不苟且合流的性情及对当权者的讥讽与失望虽然难能可贵，却不适于官场，且使自己显得更象个狷者、狂者或失意不得志者，这和他倡导的“君子依乎中庸”、“中立而不倚”更是背道而驰的。史记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曾告戒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其实是在劝孔子为人处世不要锋芒太甚，该糊涂时且糊涂，但孔子似乎并未将他的一番话听进去，或许孔子本人也很清楚，中庸之道恰恰不适合他自己。孔子曾告诉弟子，为官之道在于慎言慎行，只要做到这一点，便“禄在其中矣”，这真有点“久病成良医”的味道了。
综上所述，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辞劳苦，用了十四年时间周游列国，奔走游说，虽屡遭打击、排斥、嘲讽、甚至围困仍能不改初衷，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直道而行的勇气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但春秋时期儒家难以为当权者重用，始作俑者乃孔子自己，他复兴周礼的政治主张和迂阔、直傲的性格使自己在各诸侯国都遭到排斥或驱逐，直接导致了自己的学说难以为各诸侯国所用，各国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直至西汉时期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汉儒修正过的儒家学派才终于被新兴封建制度扶为正统思想文化流派，而此时孔子已逝世三百四十余年了。

唐朝2009

讲个理，管理员看看对不对；先不论谁对谁错，辩论中都有情绪化的言论，要删就都删了，为何只把矮子先生的愤怒“突兀”的挂在这里，多年后的人们会如何真实、客观的看待此事？

jing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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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有意思！小心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