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大于风险”令贪官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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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交通厅厅长董永安日前被双规，十几年间，该厅先后有四任厅长因腐败下台，贪官们前腐后继，折射出体制的落后，还反映出贪官心态的变化。
董永安是2008年3月开始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短短两年时间便因腐败下台，堕落速度实在惊人。而在此前，河南省交通厅曾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1997年10月，原厅长曾锦城因受贿被判刑15年。2001年3月，曾锦城的继任者张昆桐因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1年12月中旬，时任交通厅长的石发亮，同样涉嫌违纪违法被双规。
有意思的是，这些贪官均有各自的“廉政名言”。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曾锦城案发后，张昆桐一上任便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张昆桐被捕后，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
但这些将反腐口号喊得震山响的厅长大人，实际上个个都是大贪官。台上说—套，背后做—套，这便是内地贪官的最大特点。
事实上，类似这样前腐后继的现象，在内地官场屡见不鲜。广西去年查处一宗大案，其中发现武宣县委三任书记前腐后继，腐败接力棒代代相传。而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腐败被判处死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药监系统不仅没有吸取教训，腐败官员更变本加厉，大案要案频出。原本把关药品质量安全的政府部门，变成了不法企业的保护伞。
贪官飞蛾扑火，一个接一个地腐败，主要是因为现行的体制对贪官太客气了。这几年中国司法讲究慎杀少杀，主张保护人权，但首先得到优待的是各级贪官。中国贪宫的涉案金额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但被处以死刑者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不过是判处死缓。众所周知，中国司法中的死缓，个中名堂极大，这些贪官在监狱中呆上几年十几年，便可以保外就医为名，在监狱外逍遥自在了。由于收益远远大于风险，因此中国贪官也成为最有恃无恐的一群。
另外，很多贪官将亲属和财产转移到国外，拿到外国护照，自己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一旦出事，便可迅速外逃，在境外安度晚年，将其贪腐收入合法化，甚至派出亲属将这些黑色收入再重新投入国内经营赚大钱。现代贪官狡兔三窟，利用外国身份给自己提供保护，比古代贪官更加狡猾，也更加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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