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汉唐时期的养羊业

胡文辉

周占琴
武和平
陈小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汉唐时期，我国羊的养殖规模和技术都得到较快发展，早期较全面记录养羊技术的书籍《齐民要术》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因此，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养羊业进行研究与考证。安岚先生认为，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肉食的主要来源，养羊业已经普及各地，羊肉已成为商品出售。他还认为，《礼记·王制》中强调“大夫无故不杀羊”就是为了保护种羊的繁育增殖。(1)贾志刚研究认为，唐代养羊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唐人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军士、百姓，食羊成风(2)。还有许多学者根据资料记载、出土陶器、墓穴陪葬品等对我国这一时期的养羊业作出了种种推测(3-5)。但本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一、唐朝以前关内民间养羊业并不发达

(一)从民间习俗看

1．羊不是民间主要的肉食来源。唐朝以前，民间是以素食为主，肉食来源主要是猪和鸡。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在他的治国方略中曾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元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6)可见当时民间饲养的动物是以猪、鸡、狗为主，一般人很少肉食，食羊肉的机会更少。春秋时期成书的《礼记·王制》强调：“大夫无故不杀羊”，可见一斑。大夫本属于贵族阶层，享有很多特权。《礼记》中的第一篇《曲礼》中就有这样的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大夫以上的贵族犯罪，可遣家人代理出庭，而不直接受审。但大夫也只属于食豕(猪)族，没有权利无故宰杀牛羊。可以想象，贵族尚且如此，平民若何?“大夫无故不杀羊”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受礼政的限制。早在先秦时期，楚国就有较完备饮食礼政，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国语》卷十八《楚语下》载观射父语：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故大夫不能无故杀羊；其二，说明羊肉的供应量有限。如果民间普遍养羊，羊的饲养量很大，朝廷就不会有这种限制。因此，“大夫无故不杀羊”并不能说明朝廷对羊繁殖的重视。

2．羊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自文字记载以来，羊一直用于祭祀活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过以羊祭礼的遗迹，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更有大量用羊祭祀祖先和自然神的记录，殷墟还发现过一些羊祭祀坑。周人也很重视用羊祭祀，据《周颂·我将》记载，武王伐商、祭祀上帝和文王时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意思是“我奉献上羊和牛”，羊显然是隆重祭祀中的主要祭品。到春秋战国时期，羊仍然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鹎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7)有人认为，以羊为饰的青铜器陪葬品的大量出土，反映了我国古代养羊业颇为发达。(8)但现有的资料表明：这一结论也欠说服力。羊是中国古代流传的十大吉祥图案之一，因为羊是一种瑞兽，具有的忍辱负重和甘愿牺牲的精神、温顺的性格与跪乳的孝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并被绘制或雕刻在青铜器上，就像人们喜欢龙凤图案一样，不是因为人们拥有多少龙和风，而是将喜欢的甚至想象中的飞禽通过青铜器这样一种载体展现出来。因此，青铜器以羊为饰也是人们对吉祥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与向往，甚至是一种寄托。杨菊花对中国青铜文化发展轨迹研究认为：“春秋以前，中国的青铜文化也只是贵族的鬼神文化或礼制文化，距离人们的生活十分遥远。然后，春秋中期以后，青铜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双重发展方向。一方面，作为礼制载体的功能依然存在，可从当时各地诸侯王墓中出土的厚重的九鼎八簋得到实证；另一方面，纯粹的日用器物大量增加”。(9)

(二)从税收情况看

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税收是无孔不入的，“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早在秦朝，“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使人民陷于“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占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的境地。到汉代，朝廷的赋税包括田税、工商税，还有算赋、口赋。算赋是指对成年人征的人头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规定凡年龄在十五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要向国家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并指定算说作为战备基金，用于购置车马兵器。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的人头税，每人二十钱，武帝时，加至二十三钱。有的地方甚至产子一岁就出口钱，农民难以负担，致生子辄杀。但汉初对牲畜并不征税，到汉武帝时，对马征税，对牛羊仍不征税。(10)唐代以后，由于内附的外蕃民族人口增多，便对内附的外蕃人收取羊税，“凡诸国蕃胡……附贯经二年以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11)由此可见，唐朝以前民间的养羊业并不发达。

(三)从发展养羊业的人力资源条件看

由于连年战争、繁重的苦役和动荡不定的生活环境使民间养羊业难以维持稳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战争3786次。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769年至前746年的23年间各种战争384次。到了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30次。(12)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与匈奴的战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八年之久。(13)特别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14)魏晋十六国时代也是政治上最混乱、战争最频繁的时代，中原内地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人民丧离、闾里生蒿、虽有沃土而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隋朝虽然持续了38年，但有记载的大小战争一共有150次之多，尤其是隋炀帝即位后，“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不知爱惜民力，为所欲为。在他即位第一年，每月就役使200万人营建东都洛阳，修造华丽宫殿和花园。三次征讨高丽(今朝鲜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如大业八年，应征士兵达到100多万人，运输粮饷的民夫加倍。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由此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到大业十三年，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百余支，义众达数百万。(15)唐代文学家陈子昂曾这样描述战争的贻害“兵之所聚，必有所资，千里运粮，万里应敌，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安宁”。(16)试想人民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何谈发展养羊业?

(四)从发展养羊业的生态环境条件看

关中盆地虽然自周秦以来一直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虽然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的畜牧区，但一直为戎狄所居。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
农耕区养羊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汉代在内地以经营“田畜”出名的卜式，十几年间不过是“羊致千余头”，而且这种例证并不多见，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而在胡汉交错地带，草地辽阔，畜牧业规模较大。据《马援列传》记载：西汉末年马援亡命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但“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17)由此可见，马援畜群发展快的主要原因是：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依附他，他手下就有几百户供他指挥役使的人家，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今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同时兼顾种田。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数以千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18)但他们的畜群也不是在农耕区发展起来的。
(五)从朝廷宦官大臣的肉食供应情况看

朝廷宦官大臣的肉食供应主要依靠官办牧场，因为官办牧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了宫廷羊肉的供应。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据《魏书》卷110《食货志》记载：“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大唐六典》载：“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当然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食供应，除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据《册府元龟》记载：天弔三年(公元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19)可以想象，如果民间养羊业发达，为什么没有民间向朝廷供应肉食的记载?即使供应，也是很有限的。

(六)从资料记载看
《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粹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20)另据(《史记·匈奴传》赞)记载，昭君和亲后，“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也没有提到关内民间养羊情况。《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不仅是对当时养羊经验的记述，而且还应包括来自少数民族的经验与技术。但成就《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也只养了200只。由此可见，唐以前民间养羊业并不发达。

二、汉唐时期养羊业发展的动因

(一)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牛羊

从汉武帝到宋朝，战争的掠夺就没有停止过。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自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21)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22)公元89年，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鞮海，“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公元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0(23)北魏150年间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也极为可观。如北朝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真部击破河西叛胡，获羊111万头，牛8万头。(24)十六国初期，石勒的部队自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出上郡(今陕西榆林南)，袭击北羌王盆句除，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25)

魏道武帝时期掠夺的例子很多，仅登国六年十二月，破卫辰部，获名马30余万匹，牛，获牛羊400余万头。(26)又如神雇二年(公元429年)击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匹。其畜牧业已超过汉唐两代。(27)但战争的掠夺还远没有停止。在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对突厥颉利的追击战中，“获杂畜数十万”；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青海追击吐谷浑伏允的战役中，又“获杂畜二十余万”；在破突厥思结的战斗中，“获羊马称是”。(28)无疑，掠夺来的羊群也为这一时期养羊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少数民族内附与融合对唐代养羊业产生了较大影响

虽然我国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到汉唐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附，在汉朝优待而安居塞内的吸引下，南匈奴南下归附移居塞内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永平二年(公元59年)，北匈奴护于率千人降。建初二年(公元77年)，南单于攻北匈奴于涿山(今蒙古境内阿尔泰山山脉东南部)，降者三四千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3．8万人、马2万匹、牛羊10万余头，至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共73批入塞归附。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从东部进攻北匈奴，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人口20万，胜兵8000人，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投降。在西晋时，归附的匈奴不少于20万人。(29)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首领纷纷起兵，在中原及西南、东北和西北等地先后建立政权并大规模内迁，羌人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关中、陇右以外的其他中原地区0(30)隋朝时“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31)

到唐朝，由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以恩惠抚和为主的政策，又有许多部落、部族相率内附。

民族的内附与融合不仅带来了大量牲畜，而且将饲养牲畜的习惯和技术也随之传带入内地，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畜种改良和种群繁殖。王利华认为：“伴随着游牧民族涌入内地的畜群，不仅改善了华北家畜的品种，同时也改变了畜产的结构——单纯草食性的羊成为这一地区肉畜的主要种类”。(32)到南北朝时，蒙古羊在华北已占优势，南宋时，中原人大量南迁，又把蒙古绵羊带到了江南一带。(33)

(三)归附将领与少数民族的纳贡

《后汉书》卷23《窦融传》云：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从“马牛羊被野”可以看出窦融这次举族内迁洛阳带来大量牲畜。(34)

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据《隋书》卷84《突厥传》记载：“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唐会要》卷94记载：吐蕃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4年)献羊纳聘；《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记：“娑葛感义，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这一切也为官营养羊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河套地区(新秦中)的大规模开发

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弯和其周边流域，也是指黄河中上游两岸的平原、高原地区，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秦汉以前，匈奴人一直在这里生活。秦统一之后，曾“徙谪戍以充之”，但秦宋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了河套，并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从内地大规模迁民充实了这一地区。但是新秦中千里无民，新移民又畏寇而不敢从事畜牧业。对此，武帝下诏：“令民得畜牧边县。”并给予优惠政策，“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35)借助这种诏令和优惠政策，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史记·货殖列传》称：“塞之斥也，唯桥姚至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成为河套开发中的第一批致富者。

(五)羊肉消费需求量增加

随着养羊业的发展，羊肉在唐朝官员的肉食中占到重要位置。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而且一般的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也是以羊为主。(36)
另一方面，由于内附人口的不断增加，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从而促进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和畜类数量的增长。同时影响到内地人群的饮食观念与习惯，食肉者不断增多。(37)

三、汉唐时期羊群主要饲养在官办牧场和贵族与地主农场

(一)官办牧场养殖规模较大

早在北魏时期，朝廷就靠战争掠夺，获得大批牲畜，建立了大型国营牧场。当时的代郡牧场有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漠南牧场有马牛羊600余万头；河西牧场有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峰，牛羊无数。(38)《隋书》卷28《百官志下》载：“原州(今宁夏固原)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又盐州(今宁夏盐池)牧监，……统诸羊牧，牧置尉。……沙苑(今陕西大荔)羊牧，置尉二人。”《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今陕西风翔县)、豳(今陕西彬县)、泾(今甘肃泾川县)、宁(今甘肃宁县)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39)

到开元中，陇右监牧马的数量降至27万匹，但羊的数量增至67万头，马牛羊总数达到100万头。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西置七马坊。到天宝十三载，马牛驼羊总数达到60．5头，其中马为32．58万头，羊的数量降至20．4头。(40)

在官办牧场，羊的地位仅次于马。

虽然唐朝，我国的东北、东南区都有养羊的记载，但仍以朝廷监牧饲养为主，民间养羊或为小群零星饲养，可查证的资料非常有限。

(二)贵族、豪强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较大。

到汉代，豪强田庄不仅规模大，家畜饲养量也很大。据《水经注》卷二九记载，在两汉之交时期，湖阳(今河南唐县湖阳镇)樊氏所经营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东汉末的仲长统这样描述豪强田庄的规模：“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41)

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
唐时贵族养羊成风，天宝后“王候、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42)。太平公主的“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43)

kltdzhong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农业强国啊。

jia0758

学术超男，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