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2)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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