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430年前明朝时成书的《本草纲目》，记载了猪乳能治小儿惊癫、抽风;狗乳能治夜盲症;还记载了羊乳的功能是“甘温无毒、补寒冷虚乏、润心肺、治消渴、疗虚痨、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气”;其中对牛乳的描述最多，诗称其为“仙家酒”。名医李时珍的这首诗流传甚广，录其原文如下： “仙家酒，仙家酒，两个葫芦盛一斗。 五行酿出真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 丹田若是干涸时，咽下重楼润枯配。 清晨能饮一升余，返老还童天地久。” 诗文里提到的“醍醐”一词，指的是按古法经若干复杂工序而制得的一种质地粘厚的发酵乳脂，但它具有双重含义;至于成语“醍醐灌顶”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变迁也有很大的变化。 一、关于“醍”字 “醍”和“醐”两个字，右国评议文字里并不是同时一起产生的。 自东周初或春秋始，主出现了“醍”字，意为好酒，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周礼.天官.酒正》篇记载了古时酿酒业，对酒澄清的程序分为五个等级的细节：“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沈齐。“汉末学者郑玄谓”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 西汉时戴得、戴圣叔侄整理孔子门徒的后代所留下的言论《礼记.礼运》里也有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粢醍”为红色的酒。至今江南地区还有这样红色的米酒，味甘、有后劲。 可见“醍”字的本意与乳与乳制品无关。 二、关于“醍醐”一词 “醍醐”作为一种食物或药物的名称，集中地出现在两汉之后的许多古籍里。例如北齐中书令魏收编的《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里面说到“悦般国”的人：“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多面手饮食。”“悦般国”人特别在意毛发的清洁，用醍醐美发。 “醍醐”本是“胡人”的食物。由于唐朝时胡风尤为盛行，包括胡舞、胡帐、胡女、胡食等，有点像今天的意大利“比萨饼”进入了我国。因此“醍醐”意指发酵乳脂，不仅是一个译名而且可能是一个译音名词，始在崇尚时髦的唐代上流社会得以在较大范围流行。 我国第一本以制药为主要内容的书籍《雷公炮炙论》载有：“醍醐，是酪之浆，凡用以重绵滤过，于铜器煮三、两沸。”估计此书虽由后人编于唐末或宋初，但记录的内容显然也属“三国两晋”之时。 现有的文献表明，唐之前僧人学者在翻译梵文manda这一词根时，有的取音译，如将mandala译成“曼陀罗”，根据音节减凑字造词;也有的取意译，如将manda译成“醍醐”。在后来的传播过程里，音译和意译的均得以保存;而在唐之后的翻译经书里，译为“醍醐”成为绝对主流。 自唐以后，“醍醐”一词不仅用来形象地说明所谓佛教信徒成佛的渐进修炼过程;还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义，在相互辩驳、诘难中，不断提升的经历。甚至佛教的不同派别，也喜称自己信奉的经典书籍和宗派教名为醍醐，以显示自己的地位，甚至连佛教寺院也有以“醍醐”命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内部，不仅珍品可以喻作为“醍醐”，毒药也同样可比喻为“醍醐”。例如《大般涅盘经.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如酥醍醐等”等。这与梵文manda的本意一致，属中性词，本无褒贬之意;它强调的只是“本质”或“精髓”。 在佛教界外部漫长曲折的流传过程里，“醍醐”一词后来被赋予了更多的褒义意思。如唐顾况诗《行路难之三》：“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白居易诗《嗟落发》：“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清董浩《全唐文.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浮动师碑铭》：“知与不知，仰醍醐于句偈;识与不识，询法乳于波澜。” 三、关于“灌顶”一词 “灌顶”，原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举行的仪式。取四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统治“四海”的权力。后被佛教接受引用，作为后辈弟子在修行过程里，不断逐步晋级的仪式。 流注的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如清水，“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流注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东西，如口诀、咒语以及秘笈、经文等，也就是作为中文音译词“醍醐”的梵语单词manda的本义。弟子在接受灌顶仪式后，一般都紧接着“闭关”一段长短不等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闭关”之后就可以冠“某某灌顶”的头衔，享有某种待遇。因此作为成语“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严格地说不能理解为“发酵乳脂”而是“本质”和“精髓”。 四、结语 不难理解李时珍之所以在诗文中崇仰提倡“醍醐”，其实是为了借用巨大影响力的佛教典故“醍醐灌顶”，再次肯定了以前医书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在提倡饮乳。因为事实上由于乳糖不耐症的原因，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一次摄入一升牛乳的;但一次饮用来自一升乳汁制得的发酵乳脂——“醍醐”，不仅确实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对科学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 然而，作为一代名医，虽然经他校勘而得正本清源的医学文献无数，但对乳与乳制品的整体认知最终也没能突破前人的局限。制约他的除了历代的经典医书外，主要是1900年前《汉书.高帝纪上》的传统观念：“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乳臭者，奶腥味也;意即乳汁为婴儿专用品，成人根本不屑一顾。作为李时珍个人，还是难以摆脱当时社会流行意识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中国，乳汁及其制品，并不是人们普遍所接受和享用的食物资源。统观李时珍全诗的表达和理解，实际效果是顺应了世人对佛的敬畏，将乳汁的认识转化成了“灵丹妙药”式的神话。客观上使我们的先民，长久地偏离了正确方向：“乳汁及其制品，本应作为汉民族一种可资利用的普惠性食物资源。 好在清末民国初期的后人，在翻译西文单词Cheese时，没有再将它译为“醍醐”，而是意译成了“奶酪”或“干酪”;因此自中国近代起，乳与乳制品才有幸淡化了“禅”的笼罩，渐渐地向中华民族显现其天然、朴素的真面貌，使我国人民慢慢地在逐步接受。十里洋场的上海，得西风之先，牛奶业也率全国之先，时至公元1935年牛乳日产量“近四万磅”;至公元1949年全国奶类年产量为21.7万吨，人年均为0.40公斤，平均每人每天仅为1.1克。(来源：中国乳业博物馆，作者：顾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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